使得军事以外的因素（个人恩怨、政治因素），干扰军事决策。
监军误事的典型例子，就是一些朝代用不知兵的太监监军，结果太监干扰决策，导致军队打败仗。
权衡利弊，李笠认为，设立军法司（军事法庭）来威慑将领会比较合适，哪怕这种方式类似于秋后算账。
直属于军法司的各级军司，在“行军”编制时，就要作为军中佐官，随军出征，见证行军的作战过程。
一名将领在作战期间到底有没有消极避战、见死不救、图谋不轨，先由其同僚（譬如长史、司马）或者上级（行军总督）提出控告。
军法司根据各方证词，包括军司的报告，来做出判断，并下结论：有罪还是无罪。
若有罪，该怎么处罚。
以这种方式来震慑将领，能让带兵将领临机决断时，想清楚后果，再付诸实施。
行军总督，战时可以撤换行军都督职务，但除非特别情况（譬如对方涉嫌叛变、叛逃或者临阵倒戈），否则不允许行使“使持节”杀行军都督的权力。
即便杀了人，事后也得接受军法司调查。
一旦判定是滥杀，行军总督也得负责。
所以，战时军法审判机构——军法司，以及军司随军制度，是要跟着行军制度一起实施的。
而军法司做出的判决，由此引发的行刑（譬如死刑），除非皇帝特赦，必须严格执行，哪怕对方是宗室或者勋贵，否则就是笑话。
萧询听大将军说了一番，觉得很有道理，既然这制度先在两淮试行，那就先试试再说。
反正军法司由大将军主管，想来，必然能够有效震慑、约束将领们战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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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行在，行宫边上军营官署，都督宫城诸军事的大将军李笠，忙着签发军令，调动禁军进行各类布防。
与此同时，还要向周边驻军发布命令，做出各种布置，确保行在安全。
因为涉及中外诸军事，所以命令很多，李笠不敢大意，幕僚拟定的每一份命令，都仔细看过。
中外诸军事，指的是中军、外军诸军事，这里的中、外之分，分辨标准是京城（中枢所在）。
常年驻扎在京城内外的军队，是中军，这就包括了禁卫诸军；
外军，泛指各地都督区所统辖之军队，还包括各州郡所统辖的州郡兵。
中军镇守京城，外军镇守地方，两者相互掣肘，若有人“都督中外诸军事”，意味着此人距离皇位已经很近了。
想到这里，李笠放下笔。
如今，权臣的“标签头衔”有两个：
一个是“录尚书事”，指的是掌握行政、人事权；
一个是“都督中外诸军事“，指的是掌握军权。
如果要二选一，必然选后者，因为抓住了军权，才是真正的掌权。
但军权在手，未必能打胜仗，因为军队必须能打，掌握在手里才有意义。
皇帝到了淮阴，李笠酝酿已久的整军（抓军权）计划，终于可以实施。
他整军的目标，是中军。
中军经过整顿，战斗力增强，才能跟着皇帝御驾亲征，保皇帝平安。
所以有这各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没人能正面反对李笠的整军计划。
而中军一旦增强，意味着中枢和地方的力量对比，中枢渐渐有优势。
使得外军作乱、进攻中枢的可能性降低。
至于整顿后的中军听谁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外军制度，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但结合政治局势，有一个缺陷：一旦中军势弱就会出现外重内轻的局面。
那些本该镇守地方、拱卫京师的外军，因为失去了牵制作用，其本身，也会成为祸乱的根源。
野心家靠着强大的外军，可以入主中枢夺取皇权。
而之前其所属势力，则会取代原有的中军成为新的中军系统。
宋、齐、梁的朝代更替，就很说明问题：
前朝皇室内讧，同室操戈不停重演，从而导致政治混乱，而中军的控制权一直是争夺的焦点。
连年战乱，中军需要经常外出征讨，可是兵力却又不能及时得到补充，导致实力急速下降。
这两点是导致中军势力变弱的原因，一旦中军出现疲软状态，那么野心家则会依靠外军强势崛起。
使得本该为稳定朝纲而设的外军，成为野心家的工具。
宋末的萧道成、齐末的萧衍，都是靠着强大的外军（萧道成靠青、徐武装，萧衍靠雍州势力）夺取了前朝的江山。
然后兵员本地化（建康化），中军战斗力下降，沦为仪仗队。
军中充斥着大量关系户、喝兵血的蛀虫，寻常兵卒没有良好的训练，甚至身兼数职，变成雇工。
外重内轻，是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