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周进成的关系还挺硬的，昨天晚上跟人说的，今天就给办利索了。
给力。
上了火车的张子明准备休息了，因为刚才进站的时候，张子明的造型是这样的：
前面一个挎包，左手提着一个帆布包，右肩扛着一个大麻袋，当然，身上的围腰钱袋相当于是隐形的了。
晃晃悠悠的进了站，这好不容易坐下了，就想着好好休息会。
大麻袋里装的不是别的东西，是周进成给张子明托关系买的“的确良”布。
是的，可能后世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的确良”吧。
但是，在七八十年代，“的确良”却是个好东西。
为什么？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耐穿。
在衣食住行都紧缺的年代里，一件衣服如果能够耐穿，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坊间有段子，这样描述“的确良”布：
“既经撕又经拽，既经踢又经踹，结实耐用，久穿不坏。”
经济实惠的“的确良”在那个时候简直是无敌一样的存在。
当然，这个经济实惠，并不是说“的确良”卖的便宜，而是指：买着贵，用着便宜。
只要身材不走样，穿个十年八年没问题。
周进成载着张子明离开水牛城之后，因为要经过火车站，所以就先去拿了车票。
然后就直接去了一家纺织厂，这家纺织厂既有计划内生产指标，也有额外的计划外生产库存的。
这也就是周进成的关系，要是张子明自己找的话，且不说要找个十天半月。
就是找到了，谁会卖给自己呢。
张子明也没有多要，就是装了一麻袋，以能背的动为前提，做人不能太贪婪。
更何况现在坐火车，也没有托运一说啊，大家坐火车都是大包小包的提着、扛着、挑着。
至于邮寄，算了吧，一块布料感觉很轻，可是一麻袋的布料那可是上百斤的重量。
该省省，该花花。
于是张子明就做了一个可以自己锻炼身体的决定：
直接扛着。
没必要花那钱。
再说了自己又不是要做这方面的生意，只是捎带着而已。
这批“的确良”回去之后主要还是给自己的几位关系谋福利的：
像自己的二叔二婶、岳父岳母、弟弟妹妹们、好友张晓勇、杨大江、杨小江。
当然还有大队里，队长和书记“一肩挑”的张忠和大叔，自己回去后还有大事要商量呢。
剩下多余的“的确良”当然会拿出来卖掉，只不过自己是没有那个精力的，到时候都交给张晓勇或者杨家兄弟来处理。
一切还是以谨慎当先，毕竟政策方面还难以贯彻到乡村。
80年代初，卖东西还是很谨慎的，往往是以“以物换物”的形式存在着，当然“以钱换物”才是最终目的。
懂得都懂。
返程的火车可就没有那么幸运再碰到一位像严勇昌一样的大学老师了。
今天跟严勇昌道别之后，张子明知道，相隔这么远，再见一次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除非自己再拿着蓝宝石出来跑一趟，要不然，真没有什么交集了。
这个时候的联系方式主要有三种：写信、电报、电话。
写信是成本最低的，也是效率最慢的一种方式了。
一张8分钱的邮票可以寄全国各地，当然，如果怕丢的话，可以再加2分钱寄挂号信。
从东鲁省到粤东省的话，估计至少得一周时间。
电报相对写信来说，就要贵一点了，这也导致了那个时候的惜字如金，能少发一个字就少发一个字，只能觉着对方能看懂就行了。
比如说：
“急事速归”，意思就是家里有急事，看到电报后第一时间返回老家来。
在70年代的时候，发电报的价格是，3分钱一个字；
可是到80年代初的时候就上涨了，要7分钱一个字；
到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一个字就涨到一毛多了。
当然，发电报，并不是你的正文内容有四个字就只是四个字的钱。
而是，包括地址、标点符号、收件人姓名等都是要收费的。
一封电报算下来，最少也要二十几个字，比写信贵多了，但是确实也快。
近一点的话可能几个小时，距离偏远一点的话也可能几天时间。
除此以外，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打电话了，可是要打电话需要具备的条件就更多了。
最主要的前提就是：双方得都有电话才行。
张子明现在要是打电话给严勇昌的话。
首先，要跑到公社去打电话，因为大队里根本还没有安装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