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兴安城的江湖，再往下则是第三层，他们是“中流砥柱”。
像文化宫的大虎、郭老四，站前开旅店的地瓜、齐保、山东子，开录像厅的大眼儿、钱冬子，开废品收购站的赵光腚，开音像店的二驴子，跟着大黑熊混的袁松，跟着魏家哥俩混的陈军和王大牙等等。
这些人或是跟着第二层级的某位大哥玩，或是关系处的好，又或者在社会上混了多年，身边总有一批人跟着混吃喝的小兄弟。
他们也是最不稳定的因素，每天社会上绝大多数的打架斗殴都与这些人有关。
第四层人数众多，他们一少部分是无业游民二流子，其余人都做着各种各样的生意，例如兴安商场卖服装的，二道街开游戏厅的，干饭店的，卖电器的等等。
这些人常常以认识某位大哥为荣，第二层次够不上的，能够上第三层的也很荣耀！他们白天忙着赚钱，晚上常常聚集一些朋友喝上一顿，偶尔喝多了看谁不顺眼，也会五马长枪地干上一架。
很多人周东北甚至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无论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他们都会亲亲热热地喊上一声疯子哥，甚至还会偷偷地把饭店的账给结了……
这些人不可能和大名鼎鼎的周疯子有什么矛盾，够不着，因为巴结还巴结不上。
而像什么青少年宫的郝爱国，桥北的马回子，二百货放局子的刘宝军等等，这些人已经是昨日黄花，很多新出来玩的甚至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
一层又一层，越往下人数越多，其实任何行业都这样！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社会需要这种平衡，兴安市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就是这么过来的。
八九十年代的四层社会人，最下面两层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最上面两层，最容易发展成为获取非法利益，有一套与法律秩序相悖的，非法地下秩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
例如刘卫国和刘卫东哥俩，已经明显有了这种倾向。
野蛮生长的八十年代过去后，一些聪明人渐渐醒悟，这年头不是谁狠就行了，你得有钱！
就像魏家兄弟，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出来混开始，打架就没听说怎么猛过，可人家就是牛。
而像刘家兄弟每天敲诈勒索，也是为了钱。
不过，绝大多数的年轻人还是不长脑子，每天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拎着刀四处砍杀，盼着赶快出名，那时自己就是万众瞩目的社会大哥。
说起来，东北人骨子里就有一种“大哥”文化，就像个不受约束的灵魂，哪怕困在一个幼稚的身体里也会来回冲撞，这源自对暴力而产生的影响力的羡慕！
从八十年代初甚至更早开始，每座东北城市的中小学都会有这么几个孩子，凭借着狠人狠事儿，外加胆儿大心细有主意，开学没多久，就成为了学校乃至附近片儿区的“扛把子”。
他们内心深处有着自己需要维护的世界和平，学习啥也不是，打架斗殴一个顶俩，逃课睡觉不回家，录像厅台球厅游戏厅当成家，父母每天斗智斗勇，像抓贼一样。
虽说每次抓住以后，都少不了揪着耳朵拎回家，绑床上一顿皮鞭儿沾凉水，可打的再狠也没用，回头该啥样还啥样……
就是这些孩子，他们或是出人头地成了企业家，或是一头扎进社会这个大染缸，没被砍死的渐渐有了一些名声，终于能混上一碗社会饭吃。
还有一些聪明人，经过多年社会毒打后，终有一天回头是岸，老老实实上班或者做点小生意，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淡淡过起了小日子。
如今这些人已经生了华发，上有老下有小，每天还在为生活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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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万已经到账，周东北对张建军没说什么客气话，张建军更没张嘴要什么辛苦费，甚至给王大牙的那一万块钱，都是他自掏腰包。
1200万齐了，不包括一些不动产、红松集团的木材欠款、两个饭店的流动资金以及在建三个工程的尾款，这些已经是周东北能拿得出来的全部现金，用了整整一个月才凑齐。
马晓华带着穆桂英和许大宝又去了新青林业局，杨历年上午也过来报到了，此时就懒洋洋地躺在他办公室沙发上。
“七哥，晚上你和我去见马总，咱们好好喝点儿！”他说。
杨历年直摇脑袋：“不去，人家马总现在多牛逼的人，天天上电视，出门更是前呼后拥，我听说都快给他提到副市了？”
“就是个虚名……”周东北笑道。
“那咋不给你提一个呢？”
一句话差点没噎死他，没等他开骂，老嫖拎着大哥大夹着小手包，溜溜达达地来了。
“哥，周末姬老骚结婚，用用你大奔呗？”他说。
“你车不也行嘛，用我的干啥？”
“差着档次呢，行不行啊？”
周东北也不当回事儿，“你和二虎说！”
“嗯呐！”他答应一声坐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