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普通百姓单纯的高兴喜悦，以及为即将平辽的振奋，朝堂上文官集团的心思却要复杂得多。
极力推动早日平辽，甚至有意忽略平辽之后的种种问题，那是崇祯的决策。经历过建虏入寇、围攻京师的耻辱，崇祯的心理起了巨大的变化。
急功近利本来就是崇祯的性格，经此剧变后，更加放大了。或者说，更加提前了。
在建虏围攻京城时，崇祯曾经犯过一次病。对于满桂寄予厚望，又是封东平侯，又是授武经略，只盼着尽快把建虏打跑。
历史上，崇祯在每次危急关头，都会病急乱投医般地疯一回。不是封爵，就是晋升，只为了保住江山和龙椅。
但这一次，崇祯出于对辽镇的失望，对袁崇焕的愤恨，把平辽的希望全部放在了东江军身上，却是押对了宝。
这就更助长了崇祯自以为英明神武的心态，听不进去劝谏，对文官的印象也是变得很差。
只要能够尽快平辽，崇祯已经不想考虑将来的后果。文官们都清楚他的心态，谁还敢去触霉头？
所以，自从东江镇喊出三年平辽的口号后，对东江镇，对毛文龙和郭大靖的攻讦，在朝堂上便消失不见了。
但文官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只是深藏起来，只等平辽之后再爆发。
他们相信，建虏已经灭亡，或是狼狈逃窜，无力再袭扰大明后，皇帝的心理还会改变。
到那时候，皇帝应该就会意识到东江镇坐大，毛文龙擅专，对于皇权已经构成的威胁。
而象文震盂这样死读书的书呆子，满脑子都是祖制规矩，文贵武贱，对于脱离文官掌控的军镇，有着很深和敌意和忌惮，正代表了文官集团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