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郑和下西洋，带动了对外贸易，只可惜大部分的钱财，都落入了皇帝的口袋里。
官僚集团其实是没有获得太多收益的。
对于他们来说，下西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朱元璋规定“片板不得下海”，朱棣松动了这一项“祖制”，有了郑和下西洋。biqμgètν
实际上，禁海真的成功了吗？
非也。
走私活动一直盛行。
有人讽刺道：
“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
“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从明初到中期，倭寇都在海疆纵横肆虐。
很大的原因，是沿海豪绅勾结倭寇，祸乱边境。
隆庆帝大手一挥，全面放开海禁，结果肆虐两百年的倭寇不见踪影了。
没有本土势力的支持，倭寇算个锤子。
封建王朝，说白了就是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
这个时期，是没有“民族”概念的。
皇帝和百姓，从来都是两个阶级，官僚阶级介于二者之间。
所谓“民族”复兴，是等到清末一批有识之士，才提出的概念。
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原来生活在中原的百姓，是一个完整的“民族”。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就成了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
王守敬要推进大明的发展，必须从皇帝的利益、官僚集团的利益考虑。
这二者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总要讨好一个。
能够讨好两个，那做什么事，都会无往不利。
至于百姓，他们只关心能不能吃饱饭，对大局没有太大的影响。
要让大明从对内剥削，转移到对外剥削，这就是王守敬初步的规划。
百姓也能趁机喘口气，从中分一杯羹。
陈济负责修书、著书，宣扬王守敬的思想，等到恰当的时机，向天下宣示。
王守敬、廖镛负责占据朝堂的话语权，登临高位，获得皇帝、官僚集团的支持。
廖铭、沈开来负责开拓商业，将生意做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
这是王守敬初步的安排。
至于兵权，还不是他能够沾染的。
陈济很纯粹，王守敬很多事都没有打扰他。
廖镛、廖铭的心还不够沉静，方孝孺一案悬而未决。biqμgètν
真正算王守敬心腹的，只有沈家的沈开来。
只是一介商贾，空有钱财，还不足以完成王守敬的远志。
大明要为后世留下财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王守敬着手当下，道：
“句容的生意，有沈家照顾了。”
“广志可以去往扬州、苏州两地。”
扬州富庶，是因为两淮盐业。
苏州富庶，为“四大绸都”之一，朝廷设立了织造局。
以德庆侯府的招牌，在地方做食盐、丝绸生意，还是大有可为的。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
赚钱只是第一步。
没有足够的财力、权力支撑，就算开海了，也捞不到油水。
“我琢磨着，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从事盐商。”
“为长远计，我决定去苏州府。”
廖铭很快做出了抉择。
丝绸生意持续了上千年，经久不衰。
占据了一定的丝绸市场后，开海一定能够大放异彩。
明朝的商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是朱元璋的自信！
只是他没料到，这一政策到了后世，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纵使大明没有产生大资本，但是商业的发展从未被制约，只是转移到了地下罢了。
朝廷要加重商税，总会有士大夫跳出来，称这是“与民争利”，不可取。
实际上呢？
做生意的，哪一个没有官僚的背景？
商贾有了钱，也会大力培养亲近自己的官员，在朝堂上寻找代言人。
加重商税，也是在收割官僚集团，他们不炸锅才怪。
王守敬很欣赏廖铭长远的目光，赞同道：
“好。”
“如果遇到了麻烦，开来会提供帮助的。”
王守敬为句容商会搭建了桥梁，他们成功“勾搭”上了朝堂大员，有了靠山。
有时候这种关系，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多谢大人！”廖铭志气盎然，已经准备大干一场了。
沈开来一口气给廖铭提供了二十万两银子，慷慨道：
“这是你第一次做生意，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廖铭看到二十万两的银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