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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父偃的死，公孙弘算是出了大力。

    公孙弘常常说“君主之患在于心胸狭窄，人臣之患在于不知节俭”。他虽为高官，但盖的是布缝的被子。不光如此，他吃饭时，最多只有一个荤菜。汲黯在朝上公开骂他说，公孙弘位及三公，俸禄之丰厚不在话下，可是他却盖布被子，这明显是沽名钓誉，是欺诈！面对汲黯的怒骂，公孙弘可是脸色不红不白，毫无变化。

    于是武帝问他，这都是真的吗？

    公孙弘趋前拜谢：“汲黯所说句句是真。我位高权重、家资不菲，可是却盖布缝的被子，这的确是欺世盗名之举。九卿里面，跟我最要好的莫过于汲黯，可是他如今公然在朝上批评我，也的确是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从前齐桓公以管仲为相。管仲这人以前家里很穷，当了丞相后却非常重视享受，他的奢侈程度放眼整个齐国只有齐桓公可以与之相比。因为任用管仲，齐桓公得以称霸，这也是对周君是僭越。到了齐景公时候，晏婴为相。晏婴与管仲不同，管仲奢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却每餐不吃两样以上的荤菜。他的妻妾也从不穿丝织的衣服。晏婴所行，是向平民百姓看齐，能够与民同甘共苦，所以齐国再次强盛起来。现而今，我做了御史大夫，却盖布被，这是使上下官吏泯除贵贱的错误举动。汲黯批评得很对，他若不是忠心耿耿、直言不讳，陛下到哪里能听到这些话呢？”

    公孙弘这些话，完全可以配上一段音乐来听，不，他是说的比唱的好听。武帝便听得陶陶然，认为公孙弘这是有意谦逊，修养非常好，所以更加厚待他。

    经过了两次出使的打击，此后公孙弘每次朝议，都不再直接反驳武帝，而是自己先拣好几种方案，让武帝自行抉择。武帝更加喜欢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品行忠厚，熟悉律令，更加重要的是，武帝是“外儒内法”“王霸道杂之”的，而公孙弘每每能从儒家典籍中抽取论点对法文律令加以修饰，真是既实用又好看。

    有一次他和汲黯一起进见武帝，两人分工明确，汲黯先提出问题，公孙弘则将问题清清楚楚完完整整地阐述一遍，听得武帝非常高兴。又有一次，他与公卿事先约好，一同向武帝提意见。结果公孙弘到了武帝面前，从武帝的脸色语调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于是“阵前倒戈”，净挑武帝顺耳的话说，与几个同僚大唱对台戏。

    汲黯大骂道：“齐国人（指公孙弘）狡诈而无真情，他本来与我们一起提建议的，现在临时变卦，真是虚伪至极。”

    武帝向公孙弘看过去，公孙弘昂然道：“知臣者明白臣是忠臣，不知臣者便以为臣是奸臣。”武帝听了，心里甚喜，从此对他更加亲厚。后来终于拜他为丞相，又封他为平津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公孙弘病死在任上。他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平津侯的爵位。

    明显就是其爹干的好，其子享福！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接下来我就说一下刘安，此人的所作所为给其后人所带来的结果跟公孙弘正好相反。

    祖上无德，子孙有遗殃！

    刘安，是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长的儿子。刘长谋反被文帝发配到边疆，因而绝食至死。刘安的造反，不光是因为觊觎皇帝宝座，其中也有为父报仇，甚至帮父亲“圆梦”的成分。

    刘安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招致天下贤才以为宾客，修了传世名作《淮南子》（也称为《鸿烈》或《淮南鸿烈》）。《淮南子》共二十一卷，阐述和改造发展了先秦道家思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塞翁失马”的典故就是出自这本书。

    不过，刘安修书的目的并不单纯。武帝是崇儒的，他接受了董仲舒“大一统”的理论。这个“大一统”就包括政治的大一统，就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就是一般的诸侯王对此也会非常反感，更别说刘安这样有心造反的人了。因此，他修《淮南子》，用道家思想做鼓吹手，是为了从理论上、思想上来对抗武帝的崇儒和大一统。《淮南子》所阐释发展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就是为了反驳武帝的“有为”政治，给诸侯国的存在提供一个理论上的合理性。

    当然，造反不可能光凭一本书取得胜利，所以刘安日夜都在秘密地招兵买马，等待时机。武帝刚刚登基的时候，由于他“崇儒抑老”的新政推行太过急切，引起了好黄老之道的祖母窦太后的不满。刘安选择在这时候入朝，就是为了打探长安城里的消息，怕自己错过了夺取政权的时机。

    这时候的武帝根基不稳，非常危险，连他的心腹、母舅田蚡都采取了骑墙观望的姿态。田蚡对刘安说：“现在皇上还没有儿子，王爷您是高皇帝的孙子，仁义道德天下莫不称赞。一旦皇上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么继承皇位的舍您其谁呢？”刘安听后非常高兴，对田蚡大加赏赐，田蚡固然也是乐不思蜀，两人都在心里各自盘算。

    武帝身体一向强健有力，且当时不过二十出头，何来“三长两短”之说？可见，当时的空气里有着政变的味道，而武帝最终度过了这个劫。

    没过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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