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先生的《三国演义》中，古人做自我介绍时，也遵循此习俗。
如：吾乃大汉皇叔、涿郡刘玄德也！
某乃解良关云长也！
某乃燕人张翼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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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汉魏晋时代，“郡望”与“出仕”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两汉察举制的“乡论”还是魏晋九品制的“簿阀”，都与族望挂钩。
这里需要注意，自黄初元年（220）曹丕推行九品官人法后，察举制度便日趋式微，但它并未被完全废除，而是与九品制并行。当然，彼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九品官人法。
察举制的选举权，控制在朝廷公卿与地方郡县长官手中，而九品制的选举权，则控制在大中正（也叫州中正）手中。当然，在彼时闭塞的舆论环境下，即使是中央征召，也依然离不开地方推荐。
在此背景下，便形成一个特殊现象：
如果士人因为战乱而迁徙外地，那他们便很难再得到出仕机会。即使通过攀缘权门谋得一官半职，也往往被当地豪族鄙视，甚至不被承认仕宦身份。
典型例证就是曹魏的“丑侯”吴质。
按谥法，怙威肆行曰丑，直译就是“狗仗人势”，隐喻吴质在曹丕的宠爱下胡作非为，到处得罪人。
吴质死后，魏朝官员落井下石，给他定了一个恶谥。吴氏后人前后奔走二十余年（230-254），才将“丑侯”改为“威侯”。
（吴）质先以怙威肆行，谥曰丑侯。质子（吴）应仍上书论枉，至正元中，乃改谥威侯。--《吴质别传》
吴质不仅是死后遭殃，他在生前也被本籍耆老所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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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质出身兖州济阴郡，按记载，吴氏在济阴为“单家”，靠攀缘权门发迹，不与乡里往来。
（吴）始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沈浮。--《魏略》
所谓“单家”，即没有背景的小门小户，与“强宗”相对。
吴质的发迹，始自其与曹丕等贵戚子弟的交往，但因为他“不与乡里相沉浮”，最终虽然做了大官，在“乡论”中的地位依然极低。
故（吴质）虽已出官，本国（指吴质的本籍）犹不与之士名。--《魏略》
换句话说，官至镇北将军（《晋书》作镇北将军，《魏书》作振威将军）的吴质，在兖州豪门看来，是没有资格得到“士名”的；把持着人才品定权力的耆老勋旧，依然将吴质视作寒门小户儿，不肯为他抬高门第族望。
按曹魏制度，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掌握冀州、幽州、并州等地的军事防务，可知吴质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方面大员，权倾朝野。
即使如此，他依然“不为乡里所饶”，乃至对司徒董昭叹息，称“我就要被老家的闲言碎语淹没了”。
（吴质）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吴）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魏略》
吴质是曹丕身边的红人，号称“太子四友”（另外三个是朱铄、陈群、司马懿），尚且被如此对待；至于其他既得不到君主宠爱，又背井离乡的士人，其悲惨处境，也便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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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便形成两个特殊结果。
其一是流寓士人对地方军阀的依附性极强。
其二是流寓士人在外州站稳脚跟之后，往往会改易籍贯，方便日后出仕。
流寓士人对军阀的依附性，在汉末魏晋体现得特别明显。
典型例证就是团结在刘备周围的“元从派”，以及团结在孙权周围的“淮泗集团”。
这批流寓人士，因为离开了旧日籍贯，不可能再通过正常途径出仕，因此只得全身心依附新主子，以求得一官半职。
这便能解释，为何曹操南下（208），扬州士族主降，而淮泗集团（周瑜、鲁肃为代表）主战。
（周）瑜曰：“不然。（曹）操虽讬名汉相，其实汉贼也。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吴书周瑜传》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何蜀汉政权中，益州士族对刘备父子普遍持抵触态度，与荆楚集团恰恰相反。因为荆楚士人已经离开本籍，他们的荣华富贵全系于刘氏父子；而益州士人依然可以通过“乡举里选”得到出仕机会。
当然，益州士族在刘备与刘禅的打压之下，升任高位者并不太多。但这是统治者的立场问题，与制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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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察举制与九品制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即流寓士人的后代，为了方便出仕，往往会将籍贯改到新的居所。
仅以吴国案例，略作举证。
吴国官员有籍贯改易记载的，有甘宁、薛综、张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