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见黄惠贤《蜀汉尚书台之归纳与评议》。
举例而论，蜀汉延熙七年（244），大将军费祎前往骆谷迎击曹爽，镇南将军马忠则前往成都“平尚书事”。
七年春，大将军费祎北御魏敌，留（马）忠成都，平尚书事。--《蜀书马忠传》
由于当时费祎与姜维“共录尚书事”（见前文注引《姜维传》），因此在费祎等人不在朝中的时候，身在成都“平尚书事”的马忠，便充当了代理宰相。
蜀景耀四年（261）卫将军诸葛瞻与辅国大将军董厥“平尚书事”，而大将军姜维则“录尚书事”。
景耀四年，（诸葛瞻）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蜀书诸葛亮传-附传》
有趣的是，“录尚书事”的姜维当时正在沓中屯田避祸，不敢返回成都；因此“平尚书事”的诸葛瞻与董厥，才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
从这个角度看，权臣即使加了“录尚书事”的头衔，也必须呆在朝中才能执行“录尚书事”的职能。一旦离开国都，其头衔所附带的权力也便随之废止。
不难看出，尚书机构的“内朝”色彩相当明显，他们必须呆在中枢，才能发挥作用。
咱们再来谈一谈秘书、中书和尚书这三个书的关系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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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最初指宫廷秘藏图书，它在《汉书》中常与五经、谶纬、图籍等词汇连缀使用。
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汉书刘向传》
秘书一职，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与《续汉书百官志》，大约在东汉末期出现。
这一机构最初负责“典司经籍”（见《通典》），后来逐渐成为统治者身边的亲信，与“尚书”的出现、发展过程类似。
秘书机构，在曹丕执政时期（220-226）被改称为“中书”，由当时两位得宠的秘书郎刘放、孙资出任秘书监、秘书令。
魏国既建，（刘）放、（孙）资俱为秘书郎。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魏书刘放传》
刘放与孙资“久专权宠，遂掌机密”，显赫于魏文、魏明两朝，还在曹叡病重时篡改遗诏，乃至“执帝手强作之”。权势之重，隐隐已经超过了尚书令。
（刘）放曰：“宜为手诏。”（明）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汉晋春秋》
在秘书（中书）系统出现之后，曹魏尚书令的重要性便呈现出下降趋势。
早期的尚书令荀彧、荀攸等人具备较大的权势与影响力，荀彧甚至可以干预曹操僭号魏公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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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魏书荀彧传》
之后的尚书令华歆则近乎于曹氏鹰犬，甚至需要参与谋害伏皇后来谄媚曹操。
（曹操）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伏）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后汉书皇后纪》
曹丕时期的尚书令桓阶、陈群、徐奕等人，虽然仍具备较高的政治地位，但权势却已经遭到秘书（中书）机构的分割。
曹叡时期的尚书令陈矫、裴潜等人，不仅没有专断之权，反而更类似年高德劭的耆老勋贵（二人皆是建安时代便追随曹操的旧人），已经与东汉的三公十分相似，近乎于荣衔。
到了曹芳时期，尚书令司马孚被三位年轻尚书架空，乃至朝中流传歌谣，称“台中有三狗”。三狗，指何晏、丁谧、邓飏，至于尚书令司马孚则遭到忽视。
故于时谤书，谓“（尚书）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指曹爽）作疽囊。”三狗，谓何、邓、丁也。--《魏略》
概而论之，在曹丕改秘书为中书之后，中书监、中书令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尚书令的权力，成为制衡尚书台的组织。
历史的有趣之处恰在于此。
西汉时三公权势过重，有封驳谏诤之权，几乎能与皇帝分庭抗礼；因此汉武帝强化尚书权力以削弱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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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尚书权力过重，“总领纲纪，无所不统”，权势甚至过于昔日三公，因此曹丕、曹叡强化秘书（中书）以削弱尚书。
历史的诡异之处恰在于此。
宗法专制社会中，君主为了削弱旧机构的权力，往往会设立一个全新机构。然而在旧机构瓦解之后，新机构又难免出现权力扩张，成为下一轮的打击对象。
尚书台的诞生、发展与变迁，反映出宗法社会中、机构权力无限扩张的痼疾。
为了限制旧有机构的权力扩张，便需要增设新的机构，但新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