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呼厨泉在“不得归国”的困境之下，竟然还不忘派兵“侍卫天子”。
这一家族的“亲汉”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张修）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后汉书南匈奴传》
国人杀其父（羌渠）者遂畔（叛），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而于扶罗诣阙（指东汉朝廷）自讼。--《后汉书南匈奴传》
（呼厨泉）以兄被逐，不得归国……建安元年，献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与白波贼帅韩暹等侍卫天子。--《后汉书南匈奴传》
然而对匈奴部众而言，处在这种单于的统治之下未必是好事。
实际呼厨泉在得到曹操的扶持之后，确实尽心尽力报效朝廷，甚至不惜损害匈奴贵族的利益。
呼厨泉在位期间，并州刺史梁习大肆削弱匈奴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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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先是“礼召其豪右”，待“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x33
如此犹嫌不足，“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
（梁）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即逐渐）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魏书梁习传》
靠着“伐大树”的策略，梁习几乎将匈奴的大族、丁壮掠夺殆尽，而对待反抗者，则“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
面对梁习的咄咄逼人，呼厨泉的表现却是一味纵容，最终导致“（匈奴）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昔日驰骋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呼厨泉的带领下，竟然成了汉地的“编户”。
单于（呼厨泉）恭顺，名王稽颡（指叩首），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魏书梁习传》
对匈奴部众而言，历史的实际情况远比记载的更加糟糕，他们的下场远远不止是“同于编户”，而是大量沦为奴隶。
陈泰（陈群之子、荀彧外孙）担任护匈奴中郎将之时，“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考虑到陈泰彼时的居所与职位，其中的奴婢当中难免包含南匈奴人。
（陈泰）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怀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魏书陈群传-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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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代，匈奴贵族刘宣在劝进刘渊时，公开声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也是在影射这一背景。
可知这种贩卖匈奴丁口的行径，在魏晋之时是一以贯之的现象。
刘宣等固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驰，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晋书刘元海载记》
实际上不仅南匈奴受此困扰，并州地区的诸多杂胡，均不乏遭到贩卖的记载。
比如后赵建立者羯人石勒，年轻时便曾遭到地方将守的“缚卖”。
石勒之父还是当地的“部落小率”，犹不能免，其余胡人境遇可知。
太安中，并州饥乱，（石）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晋书石勒载记》
（石勒）父周曷朱，一名乞冀加，并为部落小率（帅）。--《晋书石勒载记》
有鉴于此，呼厨泉担任南单于时的一系列举措，被《魏书》称作“匈奴折节，过于汉旧”。
这种绥靖政策虽然维护了呼厨泉的尊贵地位，但对匈奴的部众而言未却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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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这种过分谄媚魏晋统治集团的行径，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胡汉之间的对立关系。
甚至可以说，它为屠各贵族刘渊日后整合匈奴势力奠定了社会基础。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唐长孺先生的解释便极为精辟。
刘宣等凭借屠各实力而假（刘渊）以南单于世嫡之空名，企图恢复匈奴旧业，这样就造成了合作。--唐长孺《魏晋杂胡考》
羌渠家族在历史上的记载比较有限，因此历来受到的关注也相对较小。
实际这一家族的上位得益于汉廷的扶持，其兴废盛衰也与汉魏统治集团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因此颇具探讨价值。
依靠张修等人的扶持，羌渠凭借右贤王身份继承单于之位，也因此与匈奴左部构衅，最终遭到反噬而亡。
而在内乱事件中支持匈奴左部的屠各胡，也因此在建安中后期逐渐取代匈奴贵族，成为左部的实际控制者。
鉴于羌渠家族的亲汉立场，南王庭在攻杀羌渠、驱逐于夫罗兄弟之后，遂拥立族中大姓须卜氏、并在须卜氏死后“以老王行国事”。
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