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糖尿病”的线索入手，便会发现曹丕的异常行为，或与糖尿病的临床表现有关。
此类病症的并发症多样，除了生理方面的口渴、多尿、代谢紊乱之外，还会影响心理状况。
西医学表明，在胰岛素不足、血糖浓度升高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神经兴奋而引发情绪异常。
这一猜想的佐证，便是曹丕对政敌的处理手段，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
黄初初年的曹丕，对待政敌相对温和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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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时间发展，他对政敌的处理方式越发残忍；
到了黄初末年，连曾与曹丕有小小龃龉的曹洪，都被下狱论死，险些罹难。
曹丕继位之初（220），表现得相对宽仁，仅处死了曹植的铁杆党羽丁仪兄弟，而曹植集团的其余成员则被放过，杨俊（曹植心腹之一）等人甚至可以担任南阳太守一类的要职。
（杨）俊虽并论文帝（曹丕）、临菑（曹植）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菑犹美，文帝常以恨之。--《魏书杨俊传》
而到了黄初三年（222），曹丕突然杀心大作，在巡幸南阳时借口“巿不丰乐”将杨俊下狱。
杨俊的同乡司马懿作为“太子四友”，向曹丕“叩头流血”而未获应允，最终杨俊被迫自裁。
到了黄初七年（226），曹丕行事愈发暴虐，于正月将宗室曹洪下狱，理由仅仅是曹洪“家富而性吝啬”，曹丕少年时代曾“假求不称”（借钱不获）。
当时曹洪已经“自分必死”，在郭皇后、卞太后的轮番哭泣哀告之下，才幸免遇害。
按《晋书》，曹洪此番虽然苟全性命，但亦被“废为庶民”，在明帝继位后才得到重新启用。
（黄初）七年正月，骠骑将军曹洪免为庶人。--《晋书天文志》x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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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226），曹丕又以“指鹿作马”为借口将重臣鲍勋下狱。
廷尉三官（廷尉监、廷尉正、廷尉平）判决鲍勋“罚金二斤”，忤逆了曹丕旨意，又被一并收监。
（文帝）诏曰：“（鲍）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駮：“依律罚金二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魏书鲍勋传》
鲍勋案存在冤情（鲍勋早年曾与郭皇后之弟构衅，曹丕有公报私仇之嫌），因此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廷尉高柔一齐出面替鲍勋求情。
面对汹涌的舆论，曹丕竟不顾帝王之尊，派遣密使赴大理寺将鲍勋“拷竟”（拷掠致死），以至满朝“莫不为（鲍）勋叹恨”。
（文）帝以宿嫌，欲枉法诛治书执法鲍勋，而（高）柔固执不从诏命。帝怒甚，遂召柔诣台；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拷）竟（鲍）勋，勋死，（帝）乃遣柔还寺。--《魏书高柔传》
所幸，由于疾病的折磨，曹丕的狂悖行径未能延续，同年（226）五月便崩于嘉福殿。
按《明帝纪》提供的线索来看，曹叡被立为储君的同月，曹丕便骤然离世，其病情无疑已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七年夏五月，（文）帝病笃，乃立（曹叡）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魏书明帝纪》
按《文帝纪》，曹丕在黄初七年（226）正月巡幸许昌时，因为城门崩坏而“心恶之”，最终“遂不入（城）”，此时其病症应已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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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至五月，他先下狱曹洪、后诛杀鲍勋，且皆以小怨而致重刑，情绪显然已经失控。
七年春正月，将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帝心恶之，遂不入……（五月）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时年四十。--《魏书文帝纪》
而前一年（225）的曹丕，还能够遣兵平定利城叛乱，临江亲征孙权，还军时又赴谯县祭祀桥玄，表现得相当正常。
按此推断，曹丕糖尿病的恶化及并发症的爆发，应始于黄初六年之末、七年之初。
最终在缺乏胰岛素及良医的情况下，曹丕自发病至死亡，前后竟不足半年。
张仲景当时已逝世，否则若其人仍活着，大概率能治好孝子丕。
尽管当时“巫、医、百工业、货殖”都是贱业。
行文至此，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为何曹丕、曹彰、曹植三兄弟寿命都不长呢？
难道…是因为家族糖尿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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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如此！
此事，咱们下一章继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