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结合曹叡去世十年后（249）即“鼎移司马”（正始之变），那么辽东问题，大抵可以看作与曹魏相始终。
公孙家族在辽东的始末变迁，是个相对冷僻的话题。
士燮…好吧，比公孙氏更冷僻。
现代学者对辽东问题分析比较精辟者，有王永平的《公孙氏对待流寓士人之态度极其遭遇》。
不过其着眼点，在于流寓士人对辽东学术风气的影响。
咱们着手于公孙度“官不避籍”的怪异现象。
遂借此切入，结合董卓、徐荣、孔融、太史慈等人的履历，围绕幽州（平州）与青州（营州）的势力变迁，加以勾稽串联。
虽然董卓（公孙度故主）与徐荣（公孙度举主）都属于帝国文化的边缘人物，但公孙度的仕宦问题（官不避籍）明显过于刺眼，不能用简单的“不守礼法”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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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另有深意。
（皇甫规）妻知不免，乃立骂（董）卓曰：“君羌胡之种，毒害天下！”--《后汉书列女传》
如果从统治方式看，公孙延“避吏玄菟”，那么其家族衰败显而易见。
因此公孙度发迹后，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法家道路。
对青州东莱的武装殖民，也可看作其武力扩张的具体反映，孔融则是牵涉其中的早期同盟。
然而随着管亥与袁谭的蹂躏，孔融迅速谢幕。
到了曹操征讨东莱、北海时，史籍留下的记载，便只剩下“海贼管承”了。
假设管承确实与公孙家族存在某种联系，那管承之败（206）无疑是二袁之死（207）的导火索。
因为此事使公孙康清楚认识到，对抗曹操的下场。
公孙氏与始终当土皇帝的士燮有一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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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吸纳流寓士人，这一点是士燮与公孙度父子另一个高度重合点；
而是公孙氏借渤海，打通了辽东和胶东通道。
换言之，公孙氏存有觊觎青州、乃至中原的野心。
虽然事实证明，他们只能想想而已。
而士燮则比公孙氏高明许多。
士家就是想长期割据交州、做土皇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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