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周瑜是要与赵旻商议杀黄祖为孙坚报仇之事。
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董卓在洛阳，攻杀社民（参与祭祀的民众），是最受史家诟病的暴行。
实际此处另有蹊跷。
按《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卓军至阳城，见民会于社下，遂杀之，掠夺妇女财物，悬首车轴，谎称“大破贼人”。
（董）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后汉书董卓传》
（卓军）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魏书董卓传》
历来史家与读者，均把董卓“攻屠社民”看作令人发指的丑行。
实情并非如此。
考察时间线索与事件位置，董卓的军队，确实存在“攻贼大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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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时间。
“社”是祭祀土地神；
“稷”是祭祀五谷神。
后世将“社稷”合称，引申为家国政权。
社每年两次，春社与秋社。
览查《魏书六董卓传》可知，彼时是春社，即“二月社”。
（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魏书董卓传》
考虑到董卓上洛时间在中平六年（西历189年）八月，而初平二年（191）四月已经离开洛阳；
可知董卓军队攻杀社民，当在初平元年（190）或二年（191）的二月。
问题恰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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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初平元年（190）正月，袁绍等军阀已经在关东兴兵，而初平二年（191）二月，关东军势力更加猖獗。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袁）绍为盟主。--《魏书武帝纪》
一言蔽之，“二月社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在关东兵起之后。
再看地点。
二月社的地点发生在阳城（豫州），恰好在洛阳以东。
既然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已经兴兵讨伐洛阳；
那二月时节，百姓早该阖门自守，甚至举族搬迁；
如此一来，又岂有“齐聚社下”之道理？
兵荒马乱之际，不求自保反而聚众祭祀，逻辑何在？
须知，阳城东侧不远的颍川，即遭到董卓部将李傕的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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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遣李傕等出关东，所过虏略，至颍川、陈留而还。--《魏书荀彧传》
洛阳是“兵冲形胜之地”，而阳城恰在其东侧不远。
正月关东兵起，二月便有社民齐聚阳城；
考虑到豫州刺史孔伷（阳城属豫州）亦在“讨董联军”之列，所谓的“祭祀土神”（二月社），只怕难以置信。
因此董卓派军镇压，并号称“攻贼大获”，恐非虚言，而是确实如此。
只不过董卓老贼名声太坏，其人做过的暴行，也远不止这一两件。
因此把他塑造为毫无人性、杀人取乐的恶魔，也合情合理。
而且随着凉州集团的彻底覆灭，魏晋的官方史家（王沈、陈寿为代表）更没必要替董卓说好话。
官修史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秉承当朝的意志，传播当朝的意识形态。
像董卓这种臭名昭彰的人物，即使被塑造成恶贯满盈的魔鬼，恐怕也不会有人探查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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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所谓“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归焉”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昔日子贡尝言：纣王之恶，远不如传说般严重。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其实看董卓之恶，也远不似书文所载般暴虐。
但无论是陈寿、王沈、王粲还是范晔，这群士人对“伤害了士族感情”的董卓，是绝不可能有半句好话的。
虽然董卓确实做过不少伤天害理的恶事，但行为初衷，远不如史料记载般恐怖。
其人无论是废少立献、盗掘帝陵，还是攻杀社民，实际都有逻辑可循。
废少立献是因为灵帝生前的改易储君计划、与何后又逼杀董后所致；
另有“董侯”刘协的亲善心理作祟。
至于盗掘文陵，最初是借合葬何太后的契机而暗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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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重要的暴行，即所谓“攻杀社民”，则大概率是镇压乱党。
从时间与地点来看，正月关东兵起，而二月齐聚阳城，实在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