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其他的文武官员，则以地位高低对其家属近亲授官，甚至职位低微的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真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
如宋真宗天禧元年太尉王旦死后，皇帝就一次“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故吏授官十数人”。
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曾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意见:“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
然而并没有什么鸟用，大宋的官家们该玩“恩荫”的还是接着玩。
而且除了“恩荫”之外，还有输粮输钱授官、卖官鬻爵等“非正常”入仕方式，也是助长官僚队伍膨胀、“冗官”形成的原因。
比如遇到了灾荒，只要地主肯于开仓出粮或雇用民夫肯于出钱的，也可视其出钱多寡由朝廷授予官位——
这种玩法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再好的玩法也照样能给玩出花样儿：“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所以大宋的官员就多如牛毛。
哪怕赵桓之前说过要解决冗官的问题，实际上也没什么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