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林敏自己心里清楚，自己被推到了江苏，做了一方节度使。成绩是显而易见的，摆明了跟在刘钰后面，将来也是有自己一份功劳的。
那么，节度使再往上，是有机会进决策圈的。
做官嘛，谁不想爬到高处？
先是说，刘钰改革的这些东西，功劳是刘钰的。
那么，自己怎么能够体现出能力，让皇帝继续青睐？
再是说，如果自己爬到了决策圈里，想要混到平章军国事的层次，又能否在国内推动一些不那么激进的、不是只适用于江苏这个特殊情况的、可以在全国推行的、并且在江苏实践中有基本解决方案的改革？
他不认同刘钰的很多改革手段，也不认为在江苏的这些改革能够推向全国。
但是，这不代表他这个改革派不想在传统王朝的框架内，进行刘钰说的修修补补的改革。
江苏式的激进改革，在林敏看来，以及加上皇帝暗戳戳的承诺，也就到此为止了。
那不这么激进的、奇葩的、不符合传统的改革，难道就在别的地方一点不做吗？
这里面，终究还是因为他这个“改革派”的身份。
虽然他早就说过，也很清醒地表示过，自己这个改革派和刘钰的改革方向，压根不是一路的。
但被皇帝推到这，这个标签已经摘不下去了。
如果要墨守成规，那皇帝日后干嘛要用自己这个贴着改革派标签的人？
啥也不动、啥也不折腾的人、能维系的人，多了去了，自己泯然众人。
幕僚给他选了一个方向，说或许可以积累一些经验，解决一下生员问题。
这算是个好方向，也或者说不是个好方向。
说好，是因为全天下的许多大儒，对这个问题都相当的头疼，觉得应该改。
虽然他们本身也是利益的得益者，但也不否认生员问题已经很严重，
大顺刚开国那会儿，急缺人才，那倒好说。
伴随着局势稳定下来，问题越来越麻烦。
全国六十七万生员，三年一次乡试，全国也就录取了三五千人？能到进士的更少。
当官的，除非是犯了事，一般来说，活得肯定比老百姓岁数大。
哪有那么多的官缺啊。
制度就是这么个制度。
考举人本就难考，考上了还不一定能熬到做官，然后下面还有一堆秀才。
反正考试也没有年龄限制，家里有钱，一年一年又一年。
生员是读书人，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利益，还有朝廷的一些优待。
地方上乱的一批。
有混黑社会的，有搞地方政治利益团体的，殴打县令、罢考罢学之类的事，层出不穷。
很多人都看出问题来了，也都希望进行改革，即便很多人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但他们还是站在国家、社稷、天下的角度，认为要改。
道义上的支持，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说是不好的方向，则是改不好，容易出大事。
宋朝不是出过跑到西夏那边干出一番大事的落榜生吗？
而且，搞这种改革，肯定要牵扯到土地、优免、税收、考试录取、学校制度等等一系列问题。
肯定得罪人，而且得罪很多人，甚至可能搞出来大事，在朝堂上被人拉下来。
好处、坏处都有。
这也算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了。
属于是明朝开国之初的理想化的乡村自治、乡贤教化的政治设想，伴随着白银涌入、工商业发展、人口暴增之后的不相容。
在理想化的乡村自治、乡贤教化、遏制工商的设想下，对生员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免，等于是给他们工资，让他们在基层干活。
只是，时代在发展，这一套东西现在肯定是玩不转了。
那么，就不得不设计一套新的东西，来适应时代的发展。
显然，刘钰这种在传统士大夫看来，极端激进式的改革，在一省或许还行，但推广到全国肯定要炸。
那么，林敏就要考虑，自己是否有能力，根据江苏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为大顺设计一套传统的、但又是崭新的、不以明体制为基石的制度？
如果不能做整个的制度设计，或者不敢折腾这么大。
那么，有没有办法，只稍微解决一下生员问题？
明末的那些著名的思想家，都很善于发现问题。但发现问题之后，给出的解决方案，只能说一言难尽。
顾炎武发现了生员问题后，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减少秀才数量，一个县就两三个名额，然后搞辟举法。
这样改的话，旧的问题倒是解决了，可新的问题肯定又出现了。
而且，只怕比现在的问题更严重。
考虑了一下幕僚对他的“前途”的建议，林敏问道：“你们觉得，兴国公叫我以仁义而制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