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是竭力排斥佛教的一个人物，但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无不打上佛教的烙印，有人说他是“阳儒阴释”，“表儒里释”。</p>
他自己也感叹说：“佛教的“克己”，“往往我儒所不及”（《朱熹语录》卷二十九）。”</p>
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通观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及“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p>
所以，前朝理学是“性理之学”，它是亦道德亦宗教，道德与宗教的合一。</p>
这种“性理之学”不仅仅是程伊川、朱子开出的“性即理”，还含有“本心即性”的“性理”义，此乃陆象山、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开出的“心即理”。</p>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心性之学”。</p>
这种心性之学，即是内圣之学。</p>
内在于个人自己，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的实践以完善自身之德行，圆满人格之学问也。</p>
内圣之学在先秦儒家已彰显成定局，经宋明儒者六百年之发展与弘扬，益发展至极高之境界。</p>
内圣之学也可以称之为成德之教，“成德”的最高目标是成圣、成仁、成大人，其实际意义是将个人有限生命扩充至无限圆满。</p>
这个“成德之教”仅学问面而言，亦可称之为“道德哲学”，其中心问题有二：</p>
一者讨论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此即心性问题；</p>
二者道德实践如何下手的问题，此即工夫问题。</p>
道德哲学只有兼顾这两方面始能完备。</p>
在心性问题上，心性不仅作为道德实践之本体，亦是宇宙生化之本体，一切存在之本体（依据）。</p>
这样，道德哲学中自然又引生出一道德的形而上学。</p>
“道德的形上学”由道德的进路来接近形上学，从而对一切存在作一“本体的陈述”与“宇宙论的陈述”。</p>
在西方的某个国度，有个理学大师康德，他将理学建立在“道德的神学”方面，并没有积极地意识到且充分证成“道德的形上学”。</p>
但康德的意志自由，物自身，以及用美学判断来沟通道德界与自然界之思想，就含有“道德形上学”的趋向。</p>
前朝儒者依据先秦儒者“成德之教”之弘规，其弘扬的“心性之学”正涵一“道德的形上学”的充分完成。</p>
这也是牟宗三先生对前朝道学的基本定性和定位。</p>
所以说前朝道学不仅仅是一笼统的道德学说，而且它还是一真正意义上的形上学，这就使得前朝理学在人类文化中之位置得到“真正”肯定，也为我们了解前朝儒学打开了新的视野。</p>
但在弟子看来，他们的“理学”一点都不纯粹，里面掺杂了太多的其他学说的理念，如禅宗、儒家、道家等等，完全是一些杂学融合而成的产物，这样的理学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理学”。</p>
在弟子看来，理学的至高神是礼乐文明中祭祀的上帝，也就是皇天。</p>
黄天为天理。</p>
上帝人间代表是君、师。</p>
理学中最早出现“上帝”一词的书籍是《尚书》和《诗经》。</p>
《礼记》里也多次提到上帝。</p>
《尚书》：“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p>
《尚书·汤誓》：“王曰：“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p>
《诗经》：“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