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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韩世忠还算体谅高宗，接高宗诏书后，随即上书：“臣伏读宸翰，邻邦许和。臣愚思之，若王伦、蓝公佐所议，讲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迹有实，别无诬同外国诳赚本朝之意，二人之功，虽国家以王爵处之，未为过当。yu望圣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无反覆文状于朝，以为后证。如臣前后累具己见，冒犯天威，日后事成虚文，亦乞将臣重置典宪，以为狂妄之戒。”
此时我们回头再看岳飞的目无上下，及紧继其后的郦琼四万淮西军的叛变，现在你还能说金人对南宋及高宗的趾高气扬、狂妄自大中，没有岳飞和其它武人的一点责任吗？
把这些事件摆在这里，就是要明确告诉今人——宋高宗当年的屈己求和，实在是迫于内外相逼，不得已而为之，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卖国”行为，而是有利国家，有利社会，有利各族民众的行为，而遵照高宗旨意行事，并成功的完成了议和使命的王伦、秦桧等人，不管其自身有多少缺陷、缺点、错误，多么的不是东西，他们也不是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
而当时真正的大汉奸，是那个在民族敌人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伪齐”儿皇帝刘豫，以及投靠在这个汉奸傀儡政权下的所有为其效犬马之劳的那些人。在这里，一个必须弄清的概念是——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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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汉奸政权，必为傀儡政权；而傀儡政权，并不全是汉奸政权。譬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贝当政府，就是一个纯粹的傀儡政权，而不是汉奸（法奸）政权。而二战时在中国出现的汪精卫南京政府，则既是一个纯粹的汉奸政权，同时又是一个十足的傀儡政权。
而这两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就在法国的贝当政府是在法国战败，全境沦陷，当时政府完全失去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以“政府名义”由占领国德国授权、并按德国人意志管理社会的“合法政权”。
而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则是在当时中国并未全境沦陷，其合法政府仍在有效领导全国抗战的情况下，原政府成员汪精卫等人私自脱离合法政府，以“个人名义”接受由正在对中国实施侵略行为的民族敌人小日本儿授权成立、并按其意志管理部分被占领土的“非法政权”。
对于纯粹的傀儡政权，不管真假，也不管你是否承认，其成员都可以使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甚至“曲线救国”论，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或遮羞。但对于汉奸傀儡政权，则不管它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喊着什么的口号，他们也不可以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或“曲线救国”这样的概念，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或遮羞，而只能是变节投敌、无耻至极的民族罪人！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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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要是把“忍辱负重”的真实行为混同于汉奸卖国行为时，那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肯定就是一群没皮没脸，无一丝基本是非概念的糊涂虫。即如前面提到的那个杨么，就曾在相当一段时期、甚至现在仍被当作“农民起义领袖”，反把岳飞因“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而坚决平叛的正确行为，说成是错误的“镇压农民起义”，这不是毫无基本是非概念的为汉奸张目行为，又能是什么？
而造成社会基本是非概念丢失的内在原因，就是文化概念的丢失；外在原因，则是人与人之间基本行为准则“礼”的丢失——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刑者，法也；
庶人者，平民也；
大夫者，中层以上官员也；
刑不上大夫，并非象一些望文生义者讲的那样，说是官员可以不守法，或法不可治官，而是说官员为受过教育的人，本应知书识礼；而礼讲的是自我约束，法则讲的是强制执行，故官员不能象庶民那样，非法强制而不作为。反之，庶民因没接受过正规教育而不知礼，故不能象要求官员那样的要求他们自觉约束自己行为。而庶民面对的是一己的生存与发展，接触的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他们必须在法律的监督下，解决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对者是之，错者非之，丝毫不能含乎。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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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夫”们面对的却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就不能以“个人”态度对待，因为很多问题的看法，由于各自学养、经历等因素而不可能完全相同，甚至常常完全相反，任何人都无法在一时之间判断谁对谁错。所以，作为社会管理层的“大夫”们，就必须要懂得并遵守“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在彼此尊重对方意见的基础上，尊重管理层做出的各种决定，并全力执行。对则共荣，错则共辱。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