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马光的《书仪》与《家范》
从南北朝到隋唐，知识界都比较重视家庭的礼仪规范，表现之一，就是私家仪注大量出现。这些仪注中，除书信格式之外，每每有家庭礼仪程式。《新唐书·穆宁传》提到穆宁‘居家严，事寡姊甚恭，尝撰《家令》，训诸子，人一通。‘但这一时期的仪注，内容都比较简略，大多属于个人行为。到了宋代，家庭礼仪开始向社会行为的方向发展。
与‘独尊儒术‘的两汉相比，唐宋两代最大的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并立。三教中，佛教最盛，它有寺庙作为固定的传教场所，有彼岸世界可以吸引信徒，其理论则是玄妙虚远。桑门茶毗之法，道士风水之说，风靡一时，乡俗民风，多被其化，儒家文化受到极大冲击。长此以往，中国本位文化就有被外来文化替代的危险。为了捍卫本位文化，一些有识之士一方面深入发掘儒家文化，将它发展为一种缜密的理论体系--理学，以与佛教理论抗衡；另一方面提倡儒家礼仪，使之能在社会层面上传承。
宋代学者中最早制订私家礼仪规范的学者有程颢、程颐和张载等，他们在家庭中实施古代的儒家礼仪，以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可惜其仪轨都不成体系，也没有成书。最早编撰成书的家庭礼仪，是司马光的《书仪》和《家范》。
司马光《书仪》的最大贡献在于，对繁琐的古代礼仪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儒家的《礼经》，文古义奥，连古文大家韩愈都说‘难读‘，而且仪节繁缛，自古有‘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荘子·天下》）之叹。如果要兴复古礼，就必须简化其节文。司马光的以《仪礼》为本，芟芜存要，从中选择冠、婚、丧、祭四礼作为家庭基本礼仪，同时参酌宋代习俗。既能存古礼之大要，又能与时俱变，极有识见，后世家礼的格局无不仿此。又将公私文书的格式和礼仪用语制为范式，极便日用。《四库提要》誉之为‘礼家之典型‘，诚为不刊之论。
如果说《书仪》十卷重在家庭礼仪的程式，则《家范》十卷重在治家思想，卷一引《周易》、《大学》、《孝经》等文献，论述圣人之治，以‘家行隆美‘为尚，总述治家之要。卷二为祖，卷三为父母，卷四、卷五为子，卷六为女、孙、伯叔父、侄，卷七为兄弟、姑姊妹、夫，卷八、九为妻，卷十为舅甥、舅姑等。行文与《颜氏家训》相仿佛，谈古论今，并广引《曲礼》、《内则》仪节，以及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语，夹叙夹议，以‘轨物范世‘、‘遗泽后世‘。
司马光将建立和谐的伦常关系看作是治国的不二法门，而礼是最好的工具。他说：‘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治家莫如礼。‘
司马光认为，处理伦常关系的核心，是要‘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他批评许多做长辈的只考虑子孙的营生，千方百计从物质上加以满足，‘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连坊曲，粟卖盈囤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也。施施然自以为自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则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子孙自幼及长，惟知有利，不知有义故也‘。
司马光反复谈到父母如何爱子女的问题：‘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古人有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这些问题，颜之推大多已经涉及，而司马光的论述又更深一层，读者不妨取来一阅。
四、朱子《家礼》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哲，是孔子之后最杰出的学者。朱熹之学博大精深，几乎无所不窥，但晚年好礼，认为礼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每每与弟子讨论家乡、侯国、王朝之礼，希冀兴复三代之坠典，大有将礼学作为毕生学术的归宿之意。他从六十一岁起，开始编撰《仪礼经传通解》，希望将古今礼制打通，重新打造一个百代不废的典制。这一工作朱熹至死不辍。
朱熹认为，社会风气的不振，关键在于礼之不行，‘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朱熹对司马光的《书仪》非常赞赏，但又有些许不满。儒家之礼自古为贵族之礼，是所谓‘礼不下庶人‘。《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皆煌煌礼典，但多为皇族、品官之礼，庶民不得僭用。对于宋代庶民接受礼的知识水平和经济能力，司马光似乎没有清醒的估计，因此，他的《书仪》虽经删削，但节文依然比较复杂，堂室之广、仪物之盛，令人‘未见习行而已有望风退怯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