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
谈话结束后，申时行回到了家中，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他坐不住了，随即上疏，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意思是说，当初咱俩谈好的事，你得守信用，给个准信。
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啥反应都没有，申时行等了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既然如此，那就另出新招。几天后，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上疏：“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不说立太子，只说要读书，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而见，王锡爵也是个老狐狸。
万历那边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儿消息也没有，王锡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
到了四月，包括申时行在内，大家都忍无可忍了，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疏，要求册立太子。
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
几天后，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疏，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有说事务繁忙、难以继任的，反正一句话：不干了。
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万历就得累死。
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并且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
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儿面子，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上报皇帝：病的还是病，忙的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王家屏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
万历窃喜。
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叫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皇三子也大了，到时木已成舟，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然而上当的人，是他。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屏呢？
王家屏，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简单地说，这是个不上道的人。王家屏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一直以来，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他曾上疏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辅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儿面子，他说，不行。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搞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就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许多人都去祈福，表示忠心，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1584），他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此时的内阁，已经有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三个人，他排第四。按规矩，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儿，可他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就同意。
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谁见了都怕，申时行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写辞职信时，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久旱乞罢）。
把他留下来，就是折腾万历的。
几天后，礼部尚书于慎行上疏，催促皇帝册立太子，语比较激烈。万历也比较生气，罚了他三个月工资。
事情的发生，应该还算正常，不正常的，是事情的结局。换在以往，申时行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先安慰皇帝，再安抚大臣，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收工。相比而，王家屏要轻松得多，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支持于慎行。
工资还没扣，他就即刻上疏，为于慎行辩解，说了一大通道理，把万历同志的脾气活活顶了回去。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万历没有发火。
因为他发不了火，事情很清楚，内阁四个人，走了三个，留下来的这个，还是个二杆子，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还说不得，再闹腾一次，没准儿就走人了，到时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可是光忍还不够，官大臣赤膊上阵，内阁打黑枪，明里暗里都来，比逼宫还狠，不给个说法，是熬不过去了。
几天后，一个太监找到了王家屏，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
“册立太子的事情，我准备明年办，不要再烦（扰）我了。”王家屏顿时喜出望外，然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疏，就到十五岁再说！”
朱常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