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京察，按照地域，分为南察和北察。北察由尚书孙丕杨负责，而南察的主管者，是吏部侍郎史继楷，三党成员。他选定的考察对象都是同一个类型——支持李三才的人。
很快，浙、楚、齐三党轮番上阵，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十分明确，明确到《明神宗实录》都写了出来——“攻淮（李三才）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李三才没能顶住，回家养老去了。但就整体而，此时的东林党依然占据着优势，叶向高执政，东林党掌权，非常强大，强大得似乎不可动摇。然而就在此时，强大的东林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总而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
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万历四十二年（1614），叶向高退休回家。
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开始，主持京察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志。
郑继之是楚党，李志是浙党。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拾包袱走人，这其中，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寀。
萨尔浒之战前，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
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因为在不久之后，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
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标到处逛，赵南星家里蹲。
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此时的首辅，是浙党的方从哲，此时的朝廷，是三党的天下。对东林党而，前途似乎一片黑暗。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不行了。
高拱、张居正、申时行、李成梁、东林党、朝鲜、倭寇、三大征、萨尔浒、资本主义萌芽、不上朝、太子、贵妃、争国本、打闷棍。
我只能说，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我想了很久，很久，却是很久，很久，也想不出来。
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之前二十多年，似乎干得也不错。你说他软弱吧，他还搞了三大征，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你说他不理朝政吧，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
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一个勤于政务的人，一个被儿子的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不上班的人，一个终生未出京城，生于深宫、死于深宫的人。
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于是，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
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残酷的斗争，无休止的吵闹，无数无效的抗争，无数无奈的妥协后，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
大致如此吧。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八年逝世，年五十八岁。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他还不够勇敢。
明光宗朱常洛
虽然几十年来，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作出了抉择，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
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一日，朱常洛正式登基，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定年号为泰昌。
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按照惯例，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年号。
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明光宗却只活了一个月。
一个撑了三十八年，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是很不幸的。
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是郑贵妃。
郑贵妃
应该说，朱常洛是个好孩子，至少比较厚道。几十年来，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目睹了父亲的冷漠、朝廷的冷清，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时局的危险。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于是，当政后的第一天，他用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