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所做的，我处在她的位置也会做的，而且仍旧还会那么做的。一再挽留无效，见他仍旧执意要走，她便决定尽她一切可能帮助他。我敢说，她应该这么做。勒梅特尔可说是曾全身心地为她效劳。不论是有关他的艺术还是在照顾她方面，他都是完完全全地唯她之命是从，而且办事的热心劲儿为他的殷勤赋予了新的价值。因此，她所做的只是在关键时刻对一个三四年来对她殷勤效命的朋友的答谢。但是，她心灵高尚，在完成类似义务时用不着去想这是为了还愿。她把我叫去，命我至少把勒梅特尔先生送到里昂，只要他需要，不管多长时间都得伴随着他。她后来向我承认，她这么安排更多的是想让我离旺蒂尔远些。为搬运箱子的事，她征询过她忠实的仆人克洛德·阿内。后者认为不能在阿讷西用牲口驮，那肯定会暴露我们的，必须等天黑，把箱子抬出一段路，然后再在一处村子雇上一头驴，把箱子驮到赛塞尔。那儿已到法国境内，我们就再没什么危险了。这意见被采纳了。我们当晚七点便动身了，妈妈借口替我出盘缠，往可怜的“小猫”的小钱袋里装了些钱，这对他可不无小补。克洛德·阿内、园丁和我，尽力把箱子抬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雇上一头毛驴驮着，我们当晚就到了赛塞尔。
我已经说过，我认为我有时候很不像自己，大家会把我看成是性格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我下面给大家举个例子。赛塞尔的本堂神甫雷德莱先生是圣-皮埃尔的议事司铎，所以认识勒梅特尔先生，也是他最该躲着的人中的一个。可我的意见恰恰相反，主张去见见他，找个借口要求借宿，仿佛我们到这儿来是经教士会同意的。勒梅特尔先生对这个想法挺赞赏，可以使他的报复又刺激又有趣。因此，我们便堂而皇之地去雷德莱先生家了，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勒梅特尔对他说，是应主教之邀，去贝莱主持复活节音乐会的，说是过几天还要路过此地。而我为了帮着说谎，也编了不少非常自然的假话，以致雷德莱先生觉得我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对我很友好，百般温柔亲切。我们吃住都安排得很好。雷德莱先生不知用什么佳肴来招待我们是好；分手的时候，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朋友，答应回来路过此地多住些日子。等只剩我俩时，我们便憋不住纵声大笑起来，而且我承认，一想起来，我仍要忍俊不禁，因为谁也想不出比这更来劲、更有趣的玩笑了。如果勒梅特尔先生没有不停地喝酒和胡言乱语的话，如果他没有犯了后来常犯的好像癫痫的毛病的话，我们本会笑个一路的。他这样让我挺为难，我吓坏了，所以很快便考虑如何想法脱身。
我们像对雷德莱先生说的那样，去贝莱过复活节，而且，尽管我们是突然光临，但却受到了乐队指挥以及所有人的衷心欢迎。勒梅特尔先生在他这门艺术中有些名气，无愧于人们的尊敬。贝莱的乐队指挥炫耀地演奏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力图得到一位如此好的评判家的赞赏，因为勒梅特尔不仅是个行家，而且为人公正，毫不嫉妒，也不阿谀奉承。他比所有那些外省乐师高明许多，而他们自己也打心眼儿里这么认为，所以不是把他视为同行，而是他们的头头。
在贝莱愉快地过了四五天之后，我们又上路了。一路上，除了我刚提到的那点意外而外，再没出现过其他事情。到了里昂，我们住进圣母客栈。在等着我们用另一谎言，通过好心的保护人雷德莱先生，装上罗讷河的船上的箱子同时，勒梅特尔先生去看望熟人，其中有方济各会的卡东神甫（他的情况以后再谈）和里昂伯爵多尔唐神甫。他俩都很好地接待了他，但正像下面要说的，他们却使他露了馅，所以他在雷德莱先生那儿的好福气也就寿终正寝了。
我们到了里昂两天之后，当我们走过离客栈不远的一条小街时，勒梅特尔突然犯病，而且犯得挺凶，把我吓坏了。我大声叫着，呼喊救人，说出客栈的名字，央求大家把他抬去。然后，当人们围拢过来，在倒在街中间不省人事、口吐白沫的他周围忙碌着的时候，他本可依赖的唯一的朋友却把他撇下了。我趁没人注意我的机会绕过街角，溜之大吉。感谢上苍，我终于把第三件难以启齿的事（）坦白交代了。如果我有许多这类事要交代的话，那我开始写的这本书就只好就此搁笔了。
我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都在我曾生活过的地方留下些痕迹，但我要在下一章里说的却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了。那是我一生之中最荒谬怪诞的事，幸而它们并未产生恶劣的后果。我的脑子里响着一种外来乐器的音调，忘乎所以，超乎寻常，后来，脑子自己恢复了常态，所以，我也就没再干荒唐的事，或者顶多是只干了些与我的天性较一致的荒唐事。我年轻时的这段时间是我记忆最模糊的时期。几乎没有什么较为有趣的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