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需赶到任何地方，越近越好，因为我途中迷了路，晚上到了姆东，除留下十个克勒蔡尔外，所剩的一点点钱全花掉了；这十个克勒蔡尔第二天也付了午饭钱。晚上，我到了洛桑附近的一个小村子，身无分文，不顾一切地走进一家小客栈。我饿极了，但装出落落大方的样子，叫人上晚饭，仿佛付得起饭钱似的。我什么也不想地就去睡了，睡得还挺踏实。早晨，吃过早饭之后，与店主结账，总共七个布兹，我想把外衣留作抵押。正直的店主没收，说是感谢上苍，他从未扒过谁的衣服，也不想为了七个布兹开这个头，叫我留着衣服，方便时再还钱不迟。他的好心让我感动，但并没感动得什么似的，也没有我回想起此事时那样的感动。我很快便让一个可靠的人还了他的钱，并连声道谢。但是，十五年后，当我从意大利回来又路过洛桑时，我着实后悔，竟忘了客栈及店主的名字。我本会去看看的，我会真的高兴地向他提及他做的好事的，还要向他证明他没有白做好事。我觉得，无疑是更为重要的、但是招摇过市的帮助，并不比这位诚实人的简单而不宣扬的善行更值得感激。
走近洛桑，我在想象着我那潦倒落魄状，考虑着如何才能摆脱窘迫，别让继母看出来。我把在这徒步朝圣中的我，比作刚到阿讷西的我的朋友旺蒂尔。这么一想，我有了劲头，没考虑我既不像他那么俏皮，也没他那份天才，竟想在洛桑充作小旺蒂尔，教授我并不通晓的音乐，还要自称是从巴黎来的，其实我从未去过巴黎。由于那儿没有音乐训练班，找不到代课的活儿，而且，我也没胆儿闯到音乐圈中人的堆里去，所以，按照我那美好的计划，我先打听有没有一家价廉物美的小客栈可供食宿的。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叫佩罗泰的人，留宿过往客人。这个佩罗泰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把事先编好的瞎话向他说了一遍。他答应为我张罗，设法为我找点学生，并对我说，等我挣了钱之后再结他的账。他的膳宿费是五个白埃居（），这价钱实在不高，但对我可不是个小数目。他劝我先入半伙，即午餐只有一个浓汤，没有别的，但晚上却可美餐一顿。我同意了。这个可怜的佩罗泰以菩萨心肠对我关怀备至，竭尽全力为我效劳。为什么我年轻时候尽遇上好人，而年纪大了就见不到什么好人了呢？是好人死绝了？不，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那个阶层已非我当年遇上好人的那个阶层了。在平民百姓中，澎湃的热情只是偶然为之，但自然情感却常常流露。在上流社会，这种自然情感被彻底窒息了，在感情的幌子之下，从来只有利益或虚荣在支配着。
我从洛桑给父亲写了封信。他把我的包袱寄了来，并附信向我提出一些很好的忠告，我本该更好地从中得到教育的。我已经提到过，我有时候神志不可思议地混乱，自己都不再是自己了。下面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为了弄清楚我当时头脑错到什么程度，只需看看我一下子都干了多少荒唐事就行了。我连谱都不识竟当起音乐教师来了。我是曾同勒梅特尔一起待过六个月，可能使我有所得益，但六个月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我又是师从一位大师，这就注定我是学不成的。我是日内瓦的巴黎人，又是新教国家的天主教徒，我认为应该改名换姓，就像我改变宗教和祖国一样。我始终在尽可能地向我所模仿的那个大人物靠拢，他名叫旺蒂尔·德·维尔纳夫，因此，我便把卢梭这个名字的字母倒腾一下，变为沃索尔，这样，我就叫沃索尔·德·维尔纳夫了。旺蒂尔会作曲，尽管他毫不夸耀；而我，尽管不会，却跟谁都吹嘘会作曲，而且，我连最简单的讽刺民歌都记不下来，却以作曲家自诩。这还不算。我被介绍认识法学教授特雷托伦先生，他喜欢音乐，常在家里举行音乐会。于是，我就想向他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就煞有介事地为他的音乐会胆大妄为地作起曲来。我坚持着一连写了半个月，把这个精品写好，誊清，标定音部，信心满怀地划分乐章，仿佛这真的是一部管乐佳作似的。最后，大家很难相信，但实实在在的是，为了无愧于这部上乘之作，我在最后给它加上的一段优美的小步舞曲，竟然广为传唱，大家也许还记得这几句当时无人不知的歌词：
简直是水性杨花！
简直是无情无义！
怎么！你的克拉丽丝
会欺骗你的爱情？……
这有低音的曲子是旺蒂尔教我的，原词猥亵下流，因此我才记住了。我便把这支小步舞曲及其低音放在我的作品的末尾，但删去了歌词。我就像是对月球居民说话似的那么斩钉截铁地说，这曲子是我作的。
大家聚集起来演奏我的作品。我向每个人解释速度快慢、演奏风格、各音部的反复，忙得不亦乐乎。大家调音时的五六分钟，对我来说，犹如五六个世纪。最后，一切准备就绪，我用一卷漂亮的纸卷，在我那指挥台桌上敲了五六下，让大家注意了。大家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