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攒钱对我来说永远不会成功的，而对她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所以我终于感到，为了防止我所担心的不幸发生，在她要揭不开锅、无法养活我时，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己想法来供养她。不幸的是，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出发拟订计划，疯狂拼命地在音乐上找机会，感到脑子里装满了主题和歌曲，认为一旦从中得益，马上就能成为名人，成为当代的俄耳甫斯（）②，美妙的歌声能把秘鲁的银子全吸引了来。我已开始能凑合看懂乐谱了，关键是要学会作曲。困难在于要找到人来教我才行，光靠那本拉摩的书，甭想无师自通，但自从勒梅特尔走了之后，萨瓦没人懂和声了。
在这里，大家将看到我一生中充满的轻率的又一例证，即使在我认为要达到目的了，它们也常常让我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旺蒂尔曾经常常跟我谈起他的作曲教师布朗夏尔神甫。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可尊敬的人，当时是贝藏松大教堂的音乐指挥，现在在凡尔赛宫小教堂任音乐指挥。我想着去贝藏松向布朗夏尔神甫求教。我觉得这个想法合情合理，并且终于使妈妈也认为可行。于是，妈妈便为我准备起行装来，样样都弄得挺铺张浪费的。因此，尽管我总想使她免遭破产，想将来弥补她因浪费造成的亏空，但在当时，我一开始就让她破费了八百法郎：我原想救她，却反而加速了她的毁灭。不管这一行动有多么荒唐，但她也好，我也好，都充满了幻想，我深信我的所作所为对她有好处，而她却坚信她所做的对我有益。
我本以为仍能在阿讷西找到旺蒂尔，让他为我写封举荐信给布朗夏尔神甫，但他已不在那儿了。我的全部证明只有他留给我的他亲自创作、亲手誊写的一个四声部弥撒曲。我便带上它去贝藏松了。路过日内瓦时，我去看了几位亲戚。途经尼翁时，我去探望了父亲，他像往常一样地接待了我，并负责把我随后而来的箱子运到贝藏松去，因为我是骑马来的。我到了贝藏松。布朗夏尔热情地接待了我，答应教我，并尽量关照我。我们正准备开始的时候，父亲突然来了一封信，说是箱子被设在瑞士边境的法国鲁斯哨卡扣住并没收了。我顿时傻了眼，便托在贝藏松结识的熟人们打听为何没收，因为我深信没有走私，想象不出他们根据什么没收箱子。最后，我知道了。我得说一说，因为这事挺滑稽。
我在尚贝里认识一个年老的里昂人，是个敦厚长者，名叫迪维维埃，曾在摄政时代的检验局（）供职。他因为赋闲在家，便来土地普查处做事了。他在上流社会生活过，有才气，有学问，温良恭谦，彬彬有礼，还懂音乐，由于我俩同一个办公室，在我们周围那帮粗俗不堪的人中，我俩关系最好。他在巴黎有一些通信的朋友，常给他寄点小作品，一些随生随灭的新奇之作。这些作品为什么传播开来，又是怎么销声匿迹的，无人知晓，如果没人再提时，就再也想不到它们了。我因为有时领他到妈妈家吃饭，所以他有心讨好我，为了显得投机，他便尽力让我喜欢这些无聊作品，其实我对这类东西一直非常嫌恶，一辈子也从未一个人单独看过。为了不扫他的兴，我便接过这些宝贵的手纸，装进口袋，不再去想它们，只等专门需要它们时，才拿出来用。不幸的是，这些该死的纸片中有一张却留在了一件新礼服上衣口袋里了。这衣服我只是在与同事们应酬时穿过两三次。这篇东西是一篇冉森教派的滑稽模仿之作，平淡乏味，模仿的是拉辛的《密特里达德》中最美的一幕。我连十句诗都没读完，便把它遗忘在口袋里了，因此，我的行李被没收了。办事员们在我行李清单的前面加了个洋洋洒洒的笔录，认为这篇东西源自日内瓦，想在法国印刷和散发，便大做文章，抨击上帝和教会的敌人，并对自己的虔诚与警惕大书特书，认为是制止了这一罪恶阴谋的实现。他们想必以为我的那些衬衣上都有异教的气味，因为他们根据这张可怕的纸，把我的东西全部没收了。我想不出什么招儿来，所以我始终也不知道我那可怜的行李到底如何处理了。我去找过税所的人，可他们又要说明，又要清单，又要证明，又要记录，弄得我晕头转向，只好作罢。我真的很后悔没有把鲁斯哨卡的那篇笔录保存下来。要是把它收入本书的附集中，那可真是一篇绝妙的材料。
没了行李，我只好立即回到尚贝里，并没有跟布朗夏尔神甫学点什么，而且，我看到干什么都不顺，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专心一意地跟妈妈在一起，与她相依为命，不再去为一个我无力左右的前途无谓地操心了。她好像我带回了财宝似的欢迎我，渐渐地替我添置起了衣物，所以对我和对她都是挺大的那个不幸，几乎刚一发生便被忘却了。
尽管这个不幸给我的音乐计划泼了凉水，但我仍旧在继续研究拉摩的那本书。由于艰苦努力，我终于弄懂它了，并且还试作了几曲，成绩不错，勇气倍增。昂特尔蒙侯爵之子贝勒加德伯爵在奥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