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尚未感觉到拿起武器的日内瓦在我心中激起的这初期的爱国主义。大家将可以看到我由于一桩责任在我的严重事件，离这种爱国主义相去甚远。这一事件我忘了谈了，现在不能不补上。
我舅舅贝尔纳几年前为了建造他所设计的查尔斯顿城去了卡罗来纳。他不久就在当地去世了，我可怜的表兄为效忠普鲁士国王也死了，这样我舅母几乎同时失去了儿子和丈夫。这使她对我这么个仅存的亲戚增加了点热情。当我去日内瓦时，便住在她那里，饶有兴味地寻找舅舅遗留的书籍和文件来翻看。我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书以及肯定没人会料得到的书信。舅母对这些故纸堆不屑一顾，只要我愿意，她是会让我全拿走的。我只拿了两三本我外祖父贝尔纳牧师亲手批点的书，其中有一本罗奥的四开本“遗著”，空白处写有密密麻麻的精湛旁注，它使我对数学产生了兴趣。这本书放在瓦朗夫人的藏书中了，我因为未能保存它而一直很恼火。除此而外，我还拿了五六本论文手稿，唯有一本刊印成书，那是著名的米舍利·杜克莱的作品。杜克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一个开明的学者，但过于好动，遭到日内瓦的行政官员们极其残酷的迫害，最后死于阿尔贝要塞。据说，他因参与伯尔尼的阴谋在里面关了多年。
这是一篇对已在日内瓦部分执行了的巨大而荒唐的筑城计划的檄文。筑城术专家们不了解议会实施这一庞大工程的底细，都极力地讽刺这一计划。因谴责该计划而被逐出筑城委员会的米合利先生认为，不用说自己是二百人委员会的成员，就是作为公民，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便写下了这篇檄文，很欠考虑地把它印了出来，尽管并未发行。他只印了二百份，分发给成员们，却被邮局奉小议会之命给扣留了。我在我舅舅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份东西以及他负责写的答辩书，把两份文件全拿走了。我的这次旅行是在离开土地普查处不久进行的，我同担任律师领导的戈克赛利律师有点交情。此后不久，关税局长竟然求我做他的一个儿子的教父，并请戈克赛利夫人做教母。荣誉使我利令智昏，并因与这位律师大人关系如此密切而颇为自豪，因此我尽力地装出大人物的派头，以显示自己应该享有这个荣耀。
有了这种念头，我便认为我所能做的，最好莫过于让他看看我手里的那份米舍利先生的刊印件，那的确是一份稀有文件，以向他证明我是属于知道国家机密的日内瓦名人之列的。然而，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存了个心眼儿，没有把我舅舅的那份答辩书给他看，也许是因为那是手稿，而给律师大人看的必须是工工整整的。他可是非常清楚我傻乎乎交给他的东西的价值的，所以我再没有能收回它来，也没再见过它，而且，我深知怎么也要不回来了，就干脆做个人情，把他抢夺的东西当作礼物送给了他。我一刻也没怀疑过，他把这份稀奇多于有用的文件在都灵宫廷大肆宣扬了，想尽办法根据它应有的价值大大地捞了一笔。幸好，在未来所有的风云变化中，最不可能的是有一天，撒丁王围攻日内瓦。但是，凡事都有可能，我将永远要责怪自己愚蠢的虚荣心，竟把这座要塞的那些最大的缺陷告诉了它的最大宿敌。
我就这样在音乐、药剂、计划和旅行之间度过了两三年，经常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上，很想做成一事却又不知干什么好，但也逐渐地对学问有所爱好，常去拜望一些文人，听他们谈论文学，有时自己也插上几句，却不是去了解书的内容，而更多的是学点书中难懂的话。在去日内瓦的旅行中，我不时顺便去探望一下我往日的好友西蒙先生，他用从巴耶或哥罗米埃斯文学界得到的最新消息大大地刺激了我初生的求知欲。我在尚贝里时，还常去看望一位天主教多明我教派的修士，他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一位和善的教士，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他常搞一些小试验，我极其感兴趣。我曾想照他的办法配制密写墨水。我把一只瓶子装了大半瓶生石灰、雌黄和水，然后把瓶口塞紧。几乎就在同时，瓶内闹开了锅，我赶紧跑过去想把瓶塞拔掉，但来不及了，瓶子像炸弹似的炸着了我的脸，我咽进了一些雌黄和石灰，差点儿送了命，整整六个多星期两眼看不见东西，因此，我明白了不懂物理试验原理就别胡来。
这次意外对我的身体影响很大，因为我的健康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每况愈下。我原本身体挺好，又无任何不良嗜好，不明白为何身体会一天不如一天。我身材魁梧，虎背熊腰，呼吸本该通畅，但常常胸闷气短，不由得就气喘吁吁，而且有时还心动过速，咯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