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出版前后的不几天（我记不太准了），出版了同一题材的另一部作品，除了摘要中夹杂着的几句废话，同我的第一卷一字不差。书上印的是一个日内瓦人的名字，叫巴勒克赛尔，并在题下注明他曾获得哈莱姆学院奖。我很明白，这个学院以及这个奖纯粹是新造出来的，以掩人耳目，遮盖其剽窃行为。但是，我也看出来，这事早有预谋，只是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既不明白我的手稿是怎么传出去的，因为没传出去则不可能遭到剽窃，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杜撰出这个所谓得奖的故事来，因为设奖则必须有点根据才是。只是在许多年之后，由于狄维尔诺瓦说漏了嘴，我才洞穿了这个秘密，窥视出为何要弄出个什么巴勒克赛尔先生来。
暴风雨前的隆隆雷鸣开始传来，但凡目光稍敏锐点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关于我的书以及我本人，有什么阴谋在酝酿着，很快就要露出狰狞。可我却仍旧高枕无忧，愚蠢透顶，万万没有料到大难临头，甚至在感到灾难的恶果之后还没猜到是什么原因。人们先开始比较巧妙地放出风声来说，在打击耶稣会士的同时，不能偏袒攻击教会的书和作者。人们责怪我在《爱弥儿》上署了自己的名字，可我在我所有其他的作品上全都是署了名的，也没见有人对此说过什么呀。看起来人们是担心被迫采取一些措施，虽说是甚为遗憾，但情势所逼，不得不如此，而且，我的不谨慎又授人以柄。这些风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可我并不怎么惊慌不安，我甚至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其中会有我什么事，因为我觉得自己无懈可击，靠山很硬，各个方面都极合规定，而且我也并不害怕卢森堡夫人因为一个完全由她一手造成的错误——如果有此错误的话——而陷我于尴尬处境。但是，我知道，在处理这类事情的时候，通常是严惩书商而饶过作者的，因此，我不禁为可怜的迪舍纳捏一把汗，万一马尔泽布尔先生撇下他不管，那他可就惨了。
我处乱不惊。流言甚嚣尘上，很快调门便变了。公众，尤其是议会见我还安静如常，似乎大为恼火。几天之后，事态严重了，威胁转了矛头，直接指向了我。只听见议员们公开声称，光焚书无济于事，必须烧死作者。对于书商，人们根本不提了。这些话更像果阿（）的宗教裁判官的言辞而不像出自一位参议员之口的话语，当它们第一次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是奥尔巴什那帮人假造出来想吓唬我，把我撵跑的。我对这种雕虫小技嗤之以鼻，并且，一面讥讽他们，一面暗自思忖，要是他们知道事实真相的话，他们本会想出什么别的办法来吓唬我的。但是，流言终于越传越凶，因此很显然，要动真格的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把他们第二次来莫蒙朗西的时间提前了，六月初就到了。尽管我的书在巴黎闹得沸沸扬扬，但我在元帅家里很少听见提起，主人夫妇更是闭口不提。但是，有一天早上，当我同卢森堡先生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您是不是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舒瓦塞尔先生的坏话了？”“我？”我惊讶得倒退了一步说，“我向您发誓，没有。恰恰相反，我用我那不善捧人的笔，为他写下了一位大臣从未受到过的溢美之词。”我立即将那一段讲给他听了。“那么，在《爱弥儿》里呢？”他又问道。“没有一句话，”我回答道，“没有一句话与他相关的。”“啊！”他比平时激动地说，“您在那另一本书里也该这么做的，或者应该说得更明白一些才对！”“我认为说得挺明白的，”我回答说，“我认为他心里是清楚这一点的。”他正要接着说点什么，我都看见他正要张嘴了，可他却停住了，不再作声。这真是朝臣的不幸手腕，即使再心地善良也得压制住友情！
这番谈话，虽说很短，但起码是在某个方面，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并且使我明白人们记恨的确实是我。我为我那闻所未闻的宿命而悲叹，无论我说什么好话或做什么好事，它都要使之变得对我有害。然而，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有卢森堡夫人和马尔泽布尔先生作为我的挡箭牌，所以看不出人们怎么就能避开他们，而将矛头直接指向我。因为从那时起，我就清楚地感觉到，已不再是什么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人们已不想费劲乏力地去弄明白我是否真的对了或错了。此时，雷声越来越大，暴风雨将至。就连内奥姆在他东拉西扯时也不免向我表示很后悔，不该插手这部作品，并且深信该书及其作者命中注定在劫难逃。但是，始终有一件事让我心里踏实：我看见卢森堡夫人一直那么平静，那么高兴，那么笑容可掬，那一定是她对自己的事确有把握，否则她不会不为我而有所不安的，不会不对我说上一句同情话或者表示点歉意的，不会那么不动声色地看着事态如此发展下去，仿佛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似的，仿佛对我毫不感兴趣似的。使我惊讶的是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而我觉得她本该对我说点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看上去不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