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往下写，就越难厘清顺序，越难前后连贯。我的余生动荡不定，使我无暇将一桩桩事情在脑子里理出个头绪来。桩桩件件的事情太多，太乱，太不愉快，所以叙述起来不可能不紊乱。它们给我的唯一的强烈印象就是笼罩着事情原因的那可怕的神秘以及它们把我逼入的可悲境地。我的叙述只能走到哪儿算哪儿，脑子里想到什么写什么。我记得，在我所说的这个时期，我一门心思地想着我的《忏悔录》，很不谨慎地逢人便谈起此事，甚至都没有想到有谁会有兴趣、有愿望、有能力对我的这项工作从中作梗，而且，即使我想到了，我也不会更谨言慎行的，因为我生性就根本不可能对自己的所思所感作任何的隐瞒。据我的判断，这项工作被人知晓之后，就成了把我逐出瑞士，把我交到阻止我这么做的那些人手里的那场风暴的真正原因。
我还有一项计划，也是害怕我做前一项工作的那些人冷眼相对的，那就是计划编纂我的作品全集。我觉得出版全集很有必要，为的是确认一下以我的名义出版的作品中哪些真的是我的作品，让公众能够把它们与我的敌人们为了贬损和糟践我而加给我的那些赝品区别开来。除此而外，出版全集也是保证我的口粮的一个简单而正当的途径，而且也是唯一的途径。因为我正放弃继续著书立说，我的回忆录在我生前又不能发表，再说用任何别的办法又挣不到一文钱，可开销始终不减，眼见我最后几部作品的收入已快告罄，难以为继了。有鉴于此，我曾经急着将尚未定型的《音乐辞典》拿了出去，换回了一百金路易现金和一百埃居的终身年金。但是，这一百金路易眼看就要花完了，因为我每年都得花到六十多个金路易，而一百埃居的年金对于一个乞丐穷鬼一窝蜂地找上门来的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有一伙纳沙泰尔的商人跑来要承揽我的全集的出版，而且，有一个里昂的印刷商或书商，名叫雷基亚先生的，也不知怎么钻进那伙人中间去主持全集的出版。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的著作已印的和手稿加在一起可以够出四开本六卷的。此外，我还负责监督编纂，为此，他们得付我一笔一千六百法国利弗尔的终身年金，并一次性付给我一份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拟好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针对这部罪不容赦的作品以及它那怙恶不悛的作者而掀起的可怕浪潮使那伙书商吓坏了，因此，出版工作便泡了汤。我本可以将这部作品的后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提并论的，只不过那封论音乐的信在给我招来仇恨、让我身陷重围的同时，至少也给我留下了尊敬和钦佩。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很惊讶，竟然让我这样一个恶人活在世上。在法国使节煽动下、在检察长操纵下的小议会，针对我的这部作品发表了一项声明，以最恶毒的字眼儿宣称它只配让刽子手拿去烧毁，并且带着近乎滑稽的腔调，说是人们在批驳，甚至是在提一提它时，都会觉得汗颜。我很想能把这篇奇文转录于此，可惜手头没有，而且一句也记不起来了。我热切盼着我的哪一位热衷于真理和正义的读者，能把《山中来信》从头至尾地再看上一遍。我敢说，他将会感觉到，人们是欲置其作者于死地，对作者进行了明目张胆而残酷凶狠的侮辱，其实这部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种泰然自若的节制。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辱骂，也无法驳斥其论点，因为它们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便决定表现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架势，却不愿予以批驳。可是有一点倒是对的：如果他们把不可辩驳的论据当作辱骂的话，那他们倒是应该认为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了。
国民代表们并没有对这个可恶的声明有过任何的抱怨，而是沿着它给他们划定的路线去走。他们非但没有以《山中来信》为荣，反而躲在它的背后，以它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竟然懦弱地不对这篇为他们辩护并且是应他们之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