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气之下，差点儿立即拂袖而去。可是，往哪儿去呢？严冬将至，既无目的地，又无准备，既无车夫，又无马车，如何是好呢？除非把文稿、衣服、什物，统统撇弃，否则就得要时间整理，而命令里又没说是否给我留有时间。灾难的连绵不断已使我力虚气馁了。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天生的傲岸已不得不在压力面前屈服了，而尽管心里愤愤不平，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地请求宽容时日。命令是格拉芬列先生下达给我的，所以我便请他代为转达。他给我的信表明他极不赞成这道命令，他在下达此命令时是万分遗憾的，并且他的信中充满了痛心疾首和钦佩敬重的表示，我觉得这等于是在委婉地邀请我跟他敞开自己的心扉。我真的这么做了。我甚至深信，我的信会让那帮不义之人睁开眼睛，看到自己的残暴，深信他们即使不收回这个如此残忍的成命，至少也会给我留下一个合情合理的期限，也许让我熬过冬天，以便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选好退避之所。
在等着回信的时候，我开始考虑我的处境，思索我该采取什么决定。我看到方方面面困难重重，感到忧心如焚，而且此刻身体又极差，所以我完全泄气了。结果，使我脑子里残存的那一点点智慧也丧失殆尽，无法对我的悲惨处境作出最好的抉择。无论我躲到哪里去，显而易见的是，我无法逃脱人们为驱逐我而采取的两条道中的任何一条：一条是通过背地里的活动煽动群氓来反对我，另一条是公开地把我撵走，不说明任何原因。因此，我无法指望有任何一处安全的退避之所，除非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可我的身体和严冬季节似乎又不允许我远走他乡。思来想去，我又回到了我刚才考虑的那种种想法上来，所以我斗胆地去希望，去提议，让人家还是把我永远监禁起来为好，免得我被从我可能选中的避难之所不停地被人驱来赶去，满世界地漂泊无着。我第一封信寄出之后两天，又给格拉芬列先生写了第二封信，请他代我向诸位大人先生转达我的提议。对我的这两封信的答复竟是一道措辞最明确、最严厉的命令，限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该岛以及该共和国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领土，永不许返回，否则定严惩不贷。
此时此刻，我真是进退维谷。我后来也曾遇到过更大的焦虑，却从未遇上比这更大的困难。不过，最让我伤心的是，我不得不抛弃我那在岛上过冬的美好打算。现在该补叙一下这件命中注定的逸事了。此事让我的厄运走到了极点，并且也连带着把一个不幸的民族同我一起拖向垮台，而这个民族的许多刚刚萌发的美德本来是会使之有朝一日可与斯巴达和古罗马相提并论的。
我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科西嘉人，认为他们是一个崭新的民族，是欧洲唯一可立法图治的未曾衰竭的民族，而且，我明确指出，如果这样的一个民族有幸能找到一位贤明的导师的话，人们应对它抱有极大的希望。我的这本书有几个科西嘉人看到了，他们对我谈论他们时的赞扬态度深为感动，而他们正好在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所以他们的领袖们便想到就此重大事业向我征求看法。一位名叫布塔弗柯的先生，出身当地的一家望族，是驻法王家意大利团的上尉，曾就此事写信给我，并向我提供了好几份文件，是我为了解该民族的历史和当地情况而向他要的。保利（）先生也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我虽说是感到这样的一项大事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但是，我认为，当我能获得为此所需的一切材料之后，我一定会辅佐他们完成如此伟大而壮丽的事业的。本着这种想法，我给他俩回了信，而且这种通信来往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圣皮埃尔岛为止。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听说法国派兵进驻科西嘉岛，同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和这次派兵使我焦虑不安。我虽没有想到我会同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关系，但我感到为一个民族立法兴邦是需要绝对地平静无扰的，可此时此刻该民族也许眼看就要被征服了，再这么做就未免既不可能又失之荒唐了。我没有向布塔弗柯先生隐瞒我的种种不安，可他信誓旦旦地叫我放心，说是如果该条约中有些违背他们民族自由的东西的话，像他这样的好公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去为法国服务了。的确，他要为科西嘉人立法的那种热情以及他同保利先生的亲密关系，使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