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这么举棋不定的时候，莫蒂埃方面的迫害到了，逼得我只好亡命。我并未准备好长途跋涉，特别是前往科西嘉岛。我一直在等着布塔弗柯先生的消息，所以便躲到圣皮埃尔岛上去了。如我前文所述，入冬时节，我便被从那儿赶了出去。阿尔卑斯山当时大雪覆盖，使我的这次迁徙不能实现，特别是限期又是那样紧。说实在的，这样的限令之荒唐本身就使它无法执行，因为要从这四面环水的孤岛出去，而且限期只有二十四小时，要找船寻车才能离开岛子和整个国土，即使是长了双翅，也难以办到。我写了一封回信给尼多的大法官先生，把此情此景禀告了他，随后我便离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这就是我怎样抛弃了我那心爱的计划，怎样在颓丧之际未能获准让人就地管制，便应元帅勋爵之邀，决定前往柏林，把泰蕾兹留在圣皮埃尔岛过冬，把衣物、书籍留了下来，而且还把文稿存于迪贝鲁手中。我就这样抓紧忙乎，以致第二天一大早便离开了岛子，到达比埃纳时，天尚未过晌午。由于一件意外的事，我差点儿在比埃纳便结束了我的行程，此事不得不叙述一下。
左邻右合的人风闻我被勒令离开隐退之所，便立即蜂拥而来，特别是伯尔尼人。他们以可憎可恶的虚情假意讨好我，安慰我，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人家是趁着假期和参议院休会期间草拟和下达这道命令的，他们说二百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对这一命令愤愤不平。在这一大堆安慰者中，有几位是从比埃纳市来的（比埃纳市是伯尔尼邦中的一个飞地，是个小自由邦），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韦尔德迈，是该城的第一大名门望族，在这座小城中享有最大威望。韦尔德迈以他同胞们的名义，竭力地劝说我在他们中间选择一处退隐之所，并向我保证，他们殷切地希望能在那儿接待我，说是让我忘掉我所遭受的迫害是他们的一个光荣和义务，让我在他们中间无须害怕任何伯尔尼人的影响，说比埃纳是一座自由城市，不听任何人的号令，所有的公民都万众一心，绝不听从任何于我不利的请求。
韦尔德迈见说不动我，便找了好几个人相帮，有的是比埃纳的，有的则是附近地区，甚至伯尔尼的，其中就有我已提及的那个基什贝尔格，他从我隐退瑞士时起便在寻我，而他的才气和准则也使我对他饶有兴趣。不过，比较出乎意料而且更有决定意义的，是法国使馆的秘书巴尔泰先生的劝说，他同韦尔德迈一道来看我，再三敦促我接受他的邀请，他所表现的对我的那番热切而好心的关怀令我甚是惊讶。我根本就不认识巴尔泰先生，可我看他说的话倒是情真意切，看得出他是真心实意地在规劝我去比埃纳定居。他向我夸大其词地把该城及其居民赞扬了一番，他同居民们亲密无间，有好几次在我面前称呼他们为他的父老乡亲。
我原先有着种种推测，经巴尔泰这么一来，我便乱了方寸。我曾一直认为舒瓦塞尔先生是我在瑞士遭受的种种迫害的幕后主谋。驻日内瓦的法国使节的行为、驻索勒尔的大使波特维尔的行径都完全证实了我的这种怀疑。我看得出，我在伯尔尼、日内瓦、纳沙泰尔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是法国在暗中作祟，而且，我不相信我在法国除了舒瓦塞尔公爵一人而外会有任何强有力的敌人。因此，我对巴尔泰的来访以及他对我的命运所表现出来的好心关怀能作何感想呢？我的一次次磨难并未毁灭我心中自然存有的那种对人的信任，而且经验也未曾教会我随处看到爱抚之中藏着陷阱。我惊奇地寻思巴尔泰的这番好意的缘由，我并不傻，会以为他是主动这么干的。我在其中看出他在招摇过市，矫揉造作，说明他藏有祸心，而且我根本就从未在这帮小幕僚身上发现我处于类似职位上时心中常常沸腾着的那种不屈不挠的豪情。
我以前在卢森堡先生家曾多少认识点波特维尔骑士。他对我也曾表示过一点美意。自从他就任大使之后，他也表示过还记得起我，甚至还邀请我去索勒尔看他。我尽管没有去，但对他的邀请深为感动，因为我不习惯受到身居要职的人如此客气地对待。因此，我猜测波特维尔先生在日内瓦事件上是被迫遵旨办事的，可他对我的不幸深表同情，特殊照顾我，给我安排了比埃纳这个隐蔽之所，以使我能在他的庇护下安静地生活。我对这种关心非常感动，但不愿接受，而且我已下定决心前往柏林，热切地希望与元帅勋爵相会的时刻到来，深信只有待在他的身边，我才会觅得真正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
当我离开岛子的时候，基什贝尔格一直把我送到比埃纳。我在那儿见到了韦尔德迈和其他几位伯尔尼人在渡口迎候我。我们一起在客栈里吃了午饭。我到后首先想到的是让人找一辆马车，想第二天一早就走。午饭时，这帮先生们又一再挽留，让我在他们那儿住下，其言辞之恳切，情义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