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挺长一段时间，我不怎么见到迪贝鲁，因为我压根儿不去纳沙泰尔，而他也只是每年才到皮利上校的山里来这么一次。我为什么根本不去纳沙泰尔呢？是因为耍孩子脾气，这得谈上一谈。
尽管我因受到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在避难中，开始时免遭了迫害，但至少并未避免公众、市政官员和牧师们的纷纷议论。在法国拿我开刀之后，谁要是不至少给我点颜色看看，就不是好样的，害怕不仿效我的那些迫害者，就显得是不赞成他们似的。纳沙泰尔的那个阶层，也就是说，该城的牧师团伙率先发难，企图鼓动邦议会来反对我。这一企图未能得逞，牧师们便转向行政长官。后者立即让人查禁了我的书，而且一有机会便对我毫不客气，暗示并直言，如果我本想在该城定居的话，大家也是容不下我的。他们在其期刊《信使》上连篇累牍地载满了无稽之谈和无聊的伪善之语，使明白人看了鄙夷不屑，却能煽起黎民百姓起来反对我。尽管如此，我在听了他们的那些话语之后，仍得对他们施与我的极大的恩典感激涕零，因为他们让我在莫蒂埃——其实他们在那儿毫无影响——住了下来。他们真想按品脱计量售空气于我，条件是我得以高价购买。他们要我因受到保护而向他们表示谢意，其实那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提供给我的，而且，他们是一直想剥夺掉对我的这种保护的。最后，因为无法得逞，在竭尽全力伤害我、诽谤我之后，竟然大言不惭地拿肉麻当有趣，向我夸耀他们如何仁慈，容我在他们的国土上住下来。我本该对他们嗤之以鼻，不予理会，可我挺蠢的，竟动了肝火，竟荒唐地不愿去纳沙泰尔，而且把此决心坚持了近两年之久。殊不知这帮人的所作所为，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不能责怪他们的，因为他们总是被人拿着当枪使，所以对他们太认真的话，反而是过于抬举他们了。再说，那些既无教养又无知识的人，只看重威望、权力和金钱，根本想象不出应该对天才有所尊重，想象不出侮辱了天才就是在羞辱自己。有这么一位村长，因贪污被革了职，他对我认识的那位伊莎贝尔的丈夫、拉维尔谷的警官说：“人家都说那个卢梭才气过人，您把他给我带来，让我看看是真是假。”以这种口吻说话之人的不满当然是不太会让遭人不满者动气的。
根据人们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乃至纳沙泰尔对待我的态度，我便不太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有所照顾。可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而且他也曾十分热情地接待过我。不过，在这一带，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逢迎奉承，所以亲切的表示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然而，我已正式皈依新教，又生活在新教的国土上，我就不能不去参加我所尊奉的新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是违背自己的信誓，违背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所以我便常去参加圣事。另外，我也担心走到圣桌前，遭到拒绝，受到侮辱。而且，日内瓦议会和纳沙泰尔教会的叫嚷已甚嚣尘上，当地牧师完全有可能不让我安安静静地去他的教堂里瞻仰圣体。我眼见领圣体的日子快到了，便决心给蒙莫兰先生——就是当地的那位牧师——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良好的心愿，并且向他声言，我打心眼里是一直皈依新教的。同时，为了在信条方面免遭吹毛求疵，我还对他说道，我不愿对信条作任何私下的解释。在这方面有言在先之后，我反倒踏实了，相信蒙莫兰先生不经事先讨论是一定拒绝我去领圣餐的，可我又绝不愿去争论一番，因此，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而且错不在我。可是，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蒙莫兰先生来了，他不仅向我宣布，他将按我所说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