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人们并未伤及我的自由，但并未少侮辱我，连我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歌剧院的乐队想在我走出剧院时大义凛然地密谋干掉我。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可我反倒去歌剧院去得更加勤了。我很久以后才知道，是跟我关系不错的火枪手队军官昂斯莱先生挫败了这一阴谋的，他瞒着我在散场时派人暗中保护我。市政厅刚刚接管歌剧院，巴黎市长的第一项壮举就是取消了我的长期入场券，而且其做法极尽卑鄙恶劣之能事，竟在我进场时，当众阻拦我，逼得我只好买了一张池座票，免得那一天忍受被逼回头的羞辱。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我在把剧本让与他们时，唯一的条件就是享有永久性免费入场的权利，因为尽管这是所有作者应有的一种权利，而且我因双重资格拥有这一权利，但我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特别提出来的。不错，我并未提出要求，人家就派歌剧院的出纳给我送来过五十金路易作为酬金，但是，且不说这五十金路易根本就抵不上按规定我所应得的酬劳，它根本就与长期入场券毫不搭界，那种长期入场券是明文规定了的，与酬金完全不相干。这种行径简直是不公、蛮横到了极点，就连当时对我痛恨至极的公众也都为之震惊。昨天还辱骂我的人，第二天竟在正厅中高声叫嚷道：“剥夺一位理应享有、并可要求双份的作者的长期入场权是可耻的。”意大利的那句谚语简直太对了：“人皆喜为他人主持公道。”
这样一来，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要回自己的作品，因为人家废除了同我约好的条件。我为此写信给兼管歌剧院工作的阿尔让松先生。我在信中还夹了一份备忘录，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信和备忘录全未见答复，未起到任何作用。这个不公允的人所保持的沉默深印在我的心上，我原本就对他的品行和才能不敢恭维，这样一来，我就更瞧不起他了。就这样，我的剧本被歌剧院扣下了，但把我因让出剧本而享有的权利给剥夺了。若是弱者对强者这样，那就是偷盗了，而强者对弱者如此，则只不过是据他人之财为已有而已。
至于该剧本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若是换了别人，准会得到四倍的酬劳，但它毕竟数目不小，足以使我生活好几年，从而填补了我那始终不很景气的抄谱的收入。我得到了国王赏赐的一百金路易，又从美景宫（）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尔夫人赏的五十金路易，夫人在剧中还扮演了柯兰一角；歌剧院给了五十金路易，比索刻印剧本给了五百法郎。所以，这个幕间歌舞，只不过花了我五六个星期的劳动，尽管我惨遭不幸且愚蠢笨拙，但还是几乎给我带来了与后来的《爱弥儿》一样多的收益，可是我写《爱弥儿》却思考了二十年，光写就用了三年时间。不过，虽说这剧本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给我招致了无尽的烦恼。它是很久以后爆发出来的暗中嫉妒的根苗。自从该剧获得成功之后，我在格里姆、狄德罗或者几乎所有我认识的文人中，再也看不到我此前一直认为他们对待我的那种诚挚、坦率，那种见到我时的高兴劲儿了。我一走进男爵家，大家便停止了畅谈，代之以一小堆、一小撮在一起窃窃私语，以致我独自待着，不知同谁说话的好。这种令人下不了台的冷遇，我忍受了很久，因为我看到奥尔巴什夫人和蔼可亲，向来待我甚好，所以只要她丈夫的粗鲁态度尚可忍受的话，我总是在强忍着。但是，有一天，他当着狄德罗和马尔让西的面，莫名其妙地无端冲我发火。狄德罗没有吭声，马尔让西后来常跟我说，很钦佩我回答得那么温和克制。奥尔巴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对待等于是在下逐客令，因此，我便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再也不进他家的门了。尽管如此，每每谈到他以及他家时，我总是很敬重的，可他对我总是语多侮辱、鄙夷，开口闭口总叫我“那个小学究”，可又说不出我对他以及他所感兴趣的任何人有过任何的不到之处。就这样，他终于证实了我的预见和担心。就我来说，我相信我的那些朋友是会原谅我写书，写好书的，因为这种光荣他们也能获得，但他们不能饶恕我写出了一个剧本，而该剧本又获得很大的成功，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能力干这一行，更不能指望获得同样的荣耀。只有杜克洛没有跟着大家嫉妒我，好像还更加与我相好，并且领我去了基诺小姐家。与在奥尔巴什先生家相反，我在基诺小姐家得到了关心、尊重和爱戴。
当《乡村占卜者》在歌剧院上演时，法兰西喜剧院也想到了该剧作者，但结果不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