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后，我便有机会在一本更重要的著作中对这些准则进行全面的阐述了。我想，那是在一七五三年，第戎科学院发表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征文章程的时候。我被这个大问题所震动，很惊奇该科学院竟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既然它有勇气提出来，我就当然有勇气去写。于是，我便动手写了起来。
为了随意地思索这一重大题目，我同泰蕾兹、我们的女主人——一个好女人及其一位女友一起，去圣日耳曼旅行七八天。我把这次旅行视作我一生中最适宜的旅行之一。天气晴和，那两位好女人负责照料一切，掌管花销，泰蕾兹同她俩一起戏耍，而我则不用操什么心，吃饭的时候，同她们无拘无束地寻开心。每天其余的时间，我便钻进森林中去，在那儿寻觅并找到了我自豪地描绘其历史的原始时代的景象。我荡涤掉人的种种谎言，我大胆地彻底揭露人的本性，追寻歪曲了人的本性的时间和事物的进程，把人为的人和自然的人相比较，向他们指出，其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我的灵魂被这些崇高的沉思所激扬，飞升至神明境界，从那儿看到自己的同类在其偏见的盲目道路上，循着错误、不幸、罪恶的道儿在往前走着，我以他们无法听见的微弱声音在冲他们呼喊：“你们这些不住埋怨大自然的愚蠢者，要知道，你们所有一切的痛苦都源自你们自身。”
从这番凝神思索中，产生《论不平等》。该作品比我其他所有的著作都合狄德罗的胃口，而且，他为这部著作所提的建议对我来说是最为有益的，但该作在整个欧洲很少有人能读得懂，而且即使读得懂的人也全都不愿谈起它。这部著作是为征文而写的，所以我把它寄去了，但事先便深信它获不了奖，而且我也深知，科学院的种种奖并不是为这类文章而设立的。
这次旅行和写作对我的脾性和健康都有所裨益。已经有好几年了，我被尿潴留所折磨，完全任随医生摆布，他们非但未能减轻我的病痛，反而耗尽了我的体力，毁坏了我的体格。从圣日耳曼归来，我感到自己有力气了，觉得好多了。我根据这个启示，决心不管是死是活，反正不求医不吃药，永远不沾医生和药物的边，活一天算一天，不能动就待在屋里，有点力气就走动走动。在巴黎，混迹于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中间，不合吾意。文人的钩心斗角，他们的那些可耻的争吵，写的书又是那么缺少真诚，在社交场合上又是那么盛气凌人，我觉得这都太可憎可鄙了。即使是在同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觉得太少温馨、坦诚、直率，因此，我厌恶这喧嚣的生活，开始急切地盼着去乡间居住，虽明知自己的条件不允许我在乡间定居，但我至少可以在乡下度过我的闲暇时间。有好几个月的工夫，首先是午饭之后，我便独自一人前往布洛涅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题材，直到入夜方归。
我当时同戈弗古尔过从甚密，他因职务关系得去日内瓦，建议我与他同行。我答应了。我的身体欠佳，少不了“女总督”的照料，因此，决定她也一同前往，留下她母亲看家。待一切安排停当，我们仨便于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一起动身了。
我应该把这次旅行当作我活了四十二岁第一次经历的事记下来。它影响了我那生而有之的毫无保留、自觉而充分信赖别人的天性。我们包租了一辆舒适的马车，不换马，每天只走很短一段路程。我常常下车步行。我们刚走了一半路程，泰蕾兹便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