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出这一决定之后，我便把正事暂时撂下，好同我的朋友们一起玩玩，一直到动身时为止。在同朋友们的游玩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同德吕克老头、他的儿媳、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泰蕾兹一道环湖泛舟的那一次。我们用了七天的时间在湖中环游。天气简直是好极了。我对湖对面使我惊叹的那些风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之后，我在《新爱洛伊丝》中把它们描绘了出来。
我在日内瓦主要交往的人，除了我提到的德吕克而外，还有：年轻的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他了，我当时对他的评价高于以后对他的看法；佩德里奥先生，当时是乡村牧师，现在是文学教授，同他的交往充满了温馨和舒适，将永远令我缅怀，尽管他后来不屑于与我为伍；雅拉贝尔先生，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上了国民议会议员和市政官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读给他听，但没读题献，他似乎对此文甚为赞赏；吕兰教授，直到他死前，我一直与他有书信往来，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购置书籍；凡尔奈教授，他在我向他表示好感和信赖之后，同大家一样，就不再理我了，而我的那些表示本应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位神学家还会对什么事情有所感动的话，戈弗古尔的助理及继任者夏普伊，他本想顶掉戈弗古尔的，可没多久，自己反倒被人取而代之了；马尔塞·德·梅齐埃尔，我父亲的故旧，也是我的朋友，曾一度为国增光，后成为剧作家，并想进二百人委员会，从而改变了信条，死前便已贻笑大方。但所有的朋友中我殷切期待的是穆勒杜，他才华横溢、思想激烈，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尽管他对我的态度常常很暧昧，而且同我最凶狠的敌人有来往。虽然如此，可我仍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我这样的一个朋友报仇雪耻的。
尽管这些应酬费时费力，但我仍旧没有失去独自散步的喜好和习惯。我经常在湖边久久地漫步，但我那习惯思考的头脑并没有闲着。我在琢磨我已拟就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我马上就要谈到这本书；我在构思一本《瓦莱地方志》以及一部散文悲剧的大纲，主题是卢克丽霞（），尽管她已不再能上法国的任何舞台，我仍斗胆地要表现她，以期使嘲笑者黯然。与此同时，我还在试着译塔西佗，已经译出他的史书的第一卷了，大家可在我的文稿中找到它。
在日内瓦待了四个月之后，我于十月份回了巴黎。我没有从里昂走，免得碰到戈弗古尔。因为我打算春天才返回日内瓦，所以，冬季里，我便恢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主要的是看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那是我让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我同雷伊是刚在日内瓦结识的。由于此文是题献给共和国的，而且这个题献可能会使国民议会不开心，所以我想等等看这一题献在日内瓦产生什么效果，然后再回日内瓦去。效果果然对我不利。这个题献是我在最纯洁的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写出来的，可却偏偏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一些敌人，在市民中引发了嫉妒。舒埃先生当时是第一市政官，他给我写了一封客气但冷淡的信。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A第三号中看到这封信。我从个别人那儿，特别是德吕克和雅拉贝尔那儿得到了一些恭维，仅此而已。我没看见有哪个日内瓦人真正感激我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使所有注意到的人都愤愤不平。我记得，有一天，在克里希的迪潘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常驻代表克罗姆兰和米朗先生。米朗先生在席间说，国民议会应因此书而奖赏我，并公开赞扬我，还说，如果不这样，便有失体统。克罗姆兰矮小黝黑，为人卑鄙险恶，当着我的面他没敢吭声，但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令迪潘夫人觉得好笑。这部著作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除了满足了我的夙愿而外，就是那个公民的称号，那是先由我的朋友们，然后又由公民循着我朋友们的样子赠与我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