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巴黎之前，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季里，我有过一件遂心的快事，我品尝到了它的全部纯美的意味。南锡科学院院士帕利索因写了几个剧而出了名，此时正为波兰国王在吕内维尔演出其中的一个剧。他在剧中竟让一个人斗胆握笔与国王较量，以为这样显然就可以取悦国王。斯塔尼斯拉为人豪爽，不喜讽刺，看到有人竟敢在他面前如此这般地妄评时人，不觉勃然大怒。特莱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尔和我，告诉我陛下有意将帕利索先生逐出他的科学院。我回信殷切恳请特莱桑先生代为向波兰国王求情，饶过帕利索先生这一次。国王倒是恩准了，但特莱桑在传国王的旨意时向我补充说道，此事将记录在科学院的档案上。我回复道，这不是开恩，倒是给了一个永久性的惩罚。最后，经我一再坚持，总算没在档案上作任何记载，而且不给这件事留下任何公开痕迹。在这件事上，无论是国王还是特莱桑先生，都对我表示出尊重和景仰，我感到极其欣然。就这件事我感觉到，所有本身极受人尊敬的人，对他的尊重会在心灵之中产生一种比虚荣心更加温馨、更加高尚的情感。我把特莱桑先生的信以及我的复函都辑录下来了，大家可以在信函集A中的第九、第十、第十一号中找到原件。
我深深地感到，一旦我的回忆录得以公之于世，我自己却在此竟永远录下了我本想抹去的对一件事的回忆。可是，我不得已而要传之于世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始终不忘的写《忏悔录》的伟大目标以及和盘托出一切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使我无法因小事而瞻前顾后，背离初衷。在我身处的离奇、独特的环境之中，我必须面对真理，不得顾及任何人。为了很好地了解自我，我必须从各个方面，无论好坏，去认识我自己。我的忏悔势必与许多人的忏悔紧密相连。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在谈到自己或别人时，都是同样的坦诚，我不认为应该对别人有所宽容，而对自己则更加苛刻，不过，我还是想对别人更加照顾一些。我要始终公正、真实，尽我的可能去说别人的好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谈论只与自己有关的他人的不是的地方。我被他们弄到这步田地，还有谁有权对我作更多的要求？我的《忏悔录》根本不是写来在我生前面世的，也不是想在有关的人还活着的时候出版的。如果我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以及该书的命运的话，那这本书将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才会发表。但是，我的那些强大的压迫者因为害怕真理而无所不用其极，以便抹去真理的痕迹，这就迫使我为了保留下这些痕迹而采取最正确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所容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的《忏悔录》将随我一同消逝的话，那我宁愿不连累任何人，毫无怨言地忍受一种不公平的、转瞬即逝的耻辱。但是，既然我的名字终将留下，我就该尽力使对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之人的回忆与这个名字一道流传下来，按其真实面貌，而非一些不公正的敌人处心积虑地描绘的那样流传下来。http://www.123xyq.com/read/4/4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