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工作恢复之后，一直在继续着，甚至挺顺当地完成了。我还发现有一点是挺奇怪的：在对头两卷非逼着改版之后，人们对后两卷却一句话也没说，对其内容并未挑剔就让出版了。可我仍旧有点不放心，我不得不说一说。在害怕耶稣会士之后，我对冉森教派和哲学家们也害怕起来。我是一切所谓党派帮系的敌人，我从来就不指望这种人对我有好感。“长舌妇们”一段时间之前，离开了他们原先的住所，在紧挨着我的地方住了下来，以致从他们的房间就可以听得到在我房间里和平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从他们的花园，轻易地就可以翻过与我的塔楼相隔的那堵矮墙。我曾把这个塔楼改作我的书斋，所以我在塔楼里放了一张桌子，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印好的散页。人家随印随寄，我便随即将这些散页装订起来。因此，在人家出版之前，我的桌上已经早有我的全部成书了。我的愚蠢，我的马虎，我对我囿于其花园之中的马达斯先生的信任，使得我常常晚上忘了关好塔楼的门，而第二天早上便发现它大开着，要不是我觉得文稿被动过的话，我还不会惊慌的。我好几次注意到这一点之后，便小心些了，把塔楼的门关好。但门锁不好，锁不牢。由于我开始留心了，所以便发现比让门大开着时翻动得更加厉害。最后，我装订好的书中有一卷竟然丢了一天两夜，不知去向，直到第三天早上，我才发现它又回到了我的书桌上。我未曾也从未怀疑过马达斯先生，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外甥迪莫兰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俩都喜欢我，而且我也完全信任他们。我开始对“长舌妇们”有所怀疑了。我知道他们虽说是冉森教派，但与达朗贝尔有联系，而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这使我有点不安，也使我更加警惕。我把文稿都拿回到我的房间里，并且完全中断了与“长舌妇们”的往来，因为我还知道他们拿我不慎借给他们的《爱弥儿》第一卷在好几家人家炫耀。尽管直到我搬走之前他们仍一直与我为邻，但我自那以后就再没有与他们有过来往。
《社会契约论》在《爱弥儿》之前的一两个月出版了。我一直要求雷伊绝不要偷偷地把我的任何一本书运到法国来，所以他便致函主管官员，呈请批准这部著作经由海上从鲁昂运进来。雷伊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它的包裹在鲁昂撂了好几个月，最后又给他退了回去。他们本想将这些包裹没收的，可是雷伊不依不饶地闹了起来，只好退还给他。一些好奇者从阿姆斯特丹弄来了几套，在法国悄悄地传看起来。莫勒翁曾听说过此书，甚至还看过几页，便神秘兮兮地跟我谈起了它。那神秘劲儿令我吃惊，要不是我深信我在各个方面手续完备，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的话，要不是我那伟大的准则使我放心大胆的话，我真的要惴惴不安的。我甚至深信不疑，舒瓦塞尔先生已经对我十分青睐，并对我因对其景仰而在这本书中对他表示的赞扬深有所感，他在这种场合一定是支持我来对付蓬巴杜尔夫人的不良居心的。
我肯定是有理由在此时此刻像在从前一样地指望得到卢森堡先生的仁爱之心，指望必要之时得到他的支持，因为他给予我的友好表示从未有这么频繁、这么感人的。在他复活节前来小憩之时，由于我的身体很糟，去不了大城堡，他没有一天不来看望我的，最后，见我痛苦不堪，便死活要我去让科姆修士诊断一下，并派人去找科姆，亲自把他领来，并且有胆量——这在一位达官显贵身上的确是罕见而令人钦佩的——待在我家里看着我动那既疼痛难忍又耗时甚久的手术。不过，那手术只不过是探查而已，但我从未被好好探查过，即使是莫朗，他试过好几次，但都未能成功。科姆修士的手又轻又巧，无与伦比，终于在让我受了两个多小时的罪之后，把一根很小的探条插了进去。在这两个多小时之中，我拼命地忍住，不哼一声，免得让好心的元帅那颗仁慈的心听了心碎。头一次检查，科姆修士认为探到了一块大的结石，并且告诉了我；第二次再探，他却又找不到它了。他又一再地探来探去，既仔细又准确，令我觉着时间特长，然后他说根本没有结石，但前列腺上有硬块，比一般的要粗大。他觉得膀胱很大，但情况良好，最后告诉我说，我将非常痛苦，但生命无虞。如果他的第二个预言同第一个预言一样准确的话，那我的痛苦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
就这样，我在那么多年中，被相继说成有二十种病，其实我并没有，因此，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病是不治之症，但又是不会致死的病，它将伴我终身。这么恍然大悟之后，我也就不再胡思乱想了，不再老想着自己要